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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7日在尖阁诸岛/钓鱼岛发生的日中“撞船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个多月以来,两国之间官方和民间,高层和草根之间对话与交流纷纷被延误,甚至取消,承受了政治气氛的恶化和信任关系上的危机。

10月4日,温家宝和菅直人终于在第三国展开了“走廊外交”,首脑外交重新启动。10月11日,日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和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同样在第三国河内进行了会谈,确认了坚持不懈地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共享了尽早恢复日中军事交流的政治意志。日中经济界、文化界等各种交流对话将逐步回到正常轨道。

这段时间我与两国外交官员进行私下沟通,双方都对对方政策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抗议,却内心不希望在相当敏感海域发生的一次突发事件影响日中关系的大局,希望能够在保证良好、健康政治关系的基础上积极而耐心推进战略互惠关系。

不管是民主体制下的日本还是专制体制下的中国,有一点殊途同归,即都相当害怕国内的极端、狭隘、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情绪陷入高涨,并使得外交谈判失去原则和弹性。众多民间交流项目被迫取消,第二次东海问题原则共识政府间谈判被延误,中国禁止对日出口稀土等,背后操作局面的与其说是政府外交有关人士,不如说是国内民族主义高涨,并绑架决策者的结果。我新书《中国,我误解你了吗?》的全国巡讲至今依然处于暂停状态,损失不小。深有感触,今天是外交对民意相当“客气”的时代,令人担忧。

近日看了《凤凰网》就“日本巡逻船在钓鱼岛海域冲撞中国渔船”(其实,这个提法很有问题,不是日本巡逻船冲撞,而是中国渔船冲撞)展开的网络调查。结果足以让我感觉到网民对决策者的感情和利益上的需求。

对于“你认为应冲撞事件对中日关系影响如何?”,回答“严重影响,持续恶化政治关系冷淡的局面”的占62.1%;对于“你认为如何能彻底解决钓鱼岛问题?”,回答“武力解决,一劳永逸”的占80.2%;对于“对民间保钓运动,你持何种态度?”,回答“支持,有机会参与其中”的占77.8%。据我所知,本网网友与其他网站相比还算比较理性,慎重的。但看到此结果,我不得不站在中国外交部官员的立场去捉摸怎么在能够承受舆论压力的前提下制定对日政策。

据我近年对日中关系的观察,民族主义对两国政府决策思维的影响力日益加大。日本方面的民族主义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产物,由拥有话语权的政论家、在中国人语境里的“右翼势力”在报纸评论版、电视节目等平台发表言论,主要向本国政府警告并批评不要屈服于中国方面。在野党的国会议员也在对华关系上始终向外务省施压。对这些集团化、一连串的言论攻击,尤其外交部门感到压力,往往因此而调整对华外交上的策略。

在中国,外交部门感到压力的与其说是体制内的传统民族主义,不如说是体制外的“网络民族主义”。什么是网络民族主义?我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在当前中国面对高速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社会矛盾逐步升级的特殊发展阶段下,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在网络上获得了意见渠道的新公民表达的集团化民族情绪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势力。

网络民族主义有以下四个特征:一,大众化。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过去在公共场合发表观点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他们原来属于不具备话语权的弱势群体,随着因特网的发达,逐步把网络视为表达观点的意见渠道和唯一认同的政治社会;二,体制外。网络人口已超过4亿,网络民意为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和整个国内舆论造成深刻的影响。但它属于“体制外”,其原因归结于它的“匿名制”;三,情绪化。网络空间与其说是表达政治观点的平台,不如说是发泄生活情绪的途径。大众也好,体制外也好,广泛群体往往属于缺乏政治权利、财富基础、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四,极端性。由于上述大众化、体制外、情绪化三方面原因,网络上的言论往往趋于极端化。

网络民族主义在概念上基本可以等同于“大众民族主义”和“体制外民族主义”。与“网络民族主义”相对应的是“民族主义”,也可以称为“精英民族主义”和“体制内民族主义”。不言而喻,就从概念的界定而言,“网络民族主义”无疑是“民族主义”延伸的结果,没有民族主义,就不会产生网络民族主义。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呼吁—回应”的关系,即在因特网兴起之前,本来就具备一定话语权的体制内人士,包括官员、学者、专家、知识分子、媒体评论员等从自己的知识体系或利害关系的角度去主张民族主义言论,甚至煽动民族主义舆论,网络民族主义者更多是针对这些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加工”有关国内外新闻之后的言论进行集团化的回应。

刚开始以理性和分析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言论经过大众化、体制外、情绪化、极端化了的网络民族主义的集团化回应变成以感性和炒作为基础的舆论。两者之间往往形成相辅相成的利益关系。前者认为,自己的观点表达只有引发大众的情绪化回应(比如,博客的点击量)才形成社会价值,成为“意见领袖”。对后者而言,只有前者的言论摆在眼前,才有素材去回应或反击。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官员和商人之间的“政商勾结”似的,往往陷入不健全的、灰色的困境。

对于政府部门或决策者来说,民族主义、精英民族主义、体制内民族主义一般不足以形成一种威胁。既然这批阶层是在体制内谋生的知识分子,属于具有公共话语权的少数精英,从中国特殊的体制背景看,他们的言论不可能脱离共产党的基本立场,也不可能发表与所谓“国家利益”背道而驰的言论,何况他们发表言论是署名,而不是匿名的。他们的言论往往是可控的,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冒“丢饭碗”的风险去无限制而自由地发表言论,因而不会对政府部门或决策者造成实际的威胁。

相比之下,来自网络的大众、体制外民族主义往往是不可控的,这批人才“不怕死”。随着因特网的普及和社会矛盾的升级,网民普遍在网络上谋求发泄生活不满的渠道,这一“大趋势”足以证明,网络民族主义者们往往遭受社会变革的压抑成本,变成改革开放的受害者,本来就没有什么话语权,可称为“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正因为网络言论属于匿名性质,再加上与超过4.5亿的规模数量联合在一起,对于决策者足以形成崭新的政治压力。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网络民族主义正是意味着“看不见的敌人”。网民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外交参与者。

我对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换句话说,“民意与外交”之间的关联性产生格外的兴趣。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积极还是消极,网络民族主义往往陷入情绪化的反应。网络媒体为体制外大众提供的是及时获取最新消息并表达自我观点的意见渠道和互动平台。网络民族主义主要的攻击对象往往与“突发事件”,包括此次撞船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据我分析,中国在网络上的过激言论往往是攻击日本媒体的报道经过中国网络媒体“转载”后的新闻。其程序为:一,日本报纸在日中某方对争端中、未划界中海域的“侵入”或“调查”事件、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问题等敏感话题上做出独家报道;二,报道在日本报纸的网络版上刊登;三,靠着“外电”谋生的中国网络媒体几乎同一时间内翻译成中文,进行“转载”,并开设相关论坛;四,外电新闻被其他门户网站“转载”;五,“等待”可攻击新闻的网络愤青迅速做出反应,不经任何思考地攻击日本。

“网络民族主义如何影响中国对日外交决策过程?”,这才是我关心的核心问题。两者之间实际上具体呈现出哪些互动或勾结?我将下周专栏上进行案例分析(待续)。

本文刊登于FT中文网“第三眼”2010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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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

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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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本科,获2006年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 前任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精通中日英三种语言,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2003年来到中国后至今,作为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参加过的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有五十多个。作为评论员、嘉宾、作者参加过的中外媒体活动共有五十多个。 著作《产学联合之路-中日产学论坛》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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