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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大约3年,着陆于重庆江北机场。
 
感觉没啥变化,出了机场,在地上路过几条小道,就直接走到停车场了。不像有些大城市的机场找停车场很麻烦。其相对单纯的结构与面貌在我看来呈现着重庆人的性格与活法。它还是这样,而不那样。
 
重庆的地形,还是那样地特别,令人想起了曾在自己写过的文字:“2010年8月初,我着陆到炎热的重庆。它是盆地,周围都是山,市内几乎没有平路,到处都是破路,使我忽然间想起祖国的家乡热海——山口百惠主演的《伊豆的舞女》的场地。”
 
我喜欢跟司机聊天,聊形势,聊百姓,聊生活。司机往往是我了解一座陌生城市的第一位老师与窗口。问接我的当地朋友“这些年,重庆有没有变?”
 
他说,“没什么变,只是生意做起来没那么好做了。”
 
我追问,“哦,是么,为什么?什么原因?”
 
他答,“一个是整个经济形势不好,另一个是上层出政策,推形势的力度没那么强大了”。
 
他的话,说明白,也不太明白。快要下车了,就只好把他的话留在脑袋里,在这次短暂2天的时间里尽量了解这座城市的变与不变。
 
2010年至2012年那段时间,我还是比较频繁地访问重庆的。
 
因为当时的我认为,重庆这座人口约为三千万的直辖市对中国的发展很重要,而且,我一开始就对重庆的上层与市民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
 
2010年8月,我有机会交流的一位重庆领导很高调地说, “重庆是个好地方,重庆人很好客,你一定会喜欢上这个地方”,同时阐述了“5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强调重庆政府高度重视市民的生活水准与幸福指数,“为了使我们的人民开心、快乐地过日子,我们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你可以在重庆好好观察下,能感受到我们政策成果的。”
 
确实如此,当时,我每天从下榻的解放碑附近出去跑步,如这位领导说的,到处能看到“5个重庆”的口号横幅。马路边上的警察比我去过的任何城市还多,在我眼里,站在十字路口中间大胆执行任务的强悍女警察,似乎展示着重庆发展的方向。
 
而这一次回来,一方面觉得重庆还是重庆,一点没变,以两江为格调的特色地形和活得很潇洒、自在的重庆人之面貌等使我觉得重庆还是个好地方。
 
另一方面,我也发现了一些“情况”。
 
有一次,是个周六下午2点多,从南滨公园附近打车到重庆大学A区,根据我网上查过地图和路况,以为只需20分钟左右,只好花了整整一小时,原因就是在过江前后的桥上和沙坪坝里面堵了很长时间。没发生什么交通事故,就是堵车。
 
我问问司机,“堵得怎么这么厉害。又不是上下班高峰时间。经常这样吗?”
 
他回答说,“重庆就是这样。尤其过江是不好说了,一旦堵车,就没办法,只能过桥,没有别的路可走。”据我感觉与观察,已经开通一段时间的地铁似乎也没有起到缓和交通拥堵的作用。
 
我继续问,“重庆没有限号吗?”
 
一开始没听懂我说的意思(可能是因为我表达得不清楚,也有可能是在重庆“限号”两个字不普遍,不常用)的司机回答说“哦,重庆不限号。政府就是不想改政策,在当前的形势下求稳,也想维持GDP的发展,就不限号了。”
 
他的话,说明白,也不太明白。
 
不限号与GDP的发展是正比例的关系吗?限号就会导致经济下滑?起码不一定吧,限号起码可以缓和交通拥堵和大气污染,这对城市的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都很重要。不过,有一点倒是想明白了的,对于一座城市来说,限号是个大事,牵涉到每一个有私家车家庭的生活节奏,以及涉及到汽车的行业人士,无疑有从众受损的人群。重庆政府可能不想得罪任何产业和人群,宁愿容忍一点堵车和污染。2015年上半年,重庆市的GDP增长领先于中国其他任何城市排名第一,为16.1%。
  
每当到一个地方,无论是中国各地城市、土耳其、巴西、还是台湾,与当地人聊天时,我都一定问一个问题:“在你看来,在这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笼统地问,是因为想知道对方怎么表述,以及其背后的思维和成因。
 
为了避免堵车,从重大B区闯过去,又开到外面,往A区大门走的时候,这位师傅回答我的问题说,“还是执法的问题吧。几年前,一个女孩子晚上10点钟以后走路回家是没问题的。但现在不行,治安变差了,警察不管那么多了。你看看那马路边,乱糟糟的,以前是不允许在马路边上仍那么多东西,摆那么多东西的。现在不管了。”
 
这段表述与我交流的另外一位当地普通百姓的话完全一致。后者对我说,“告诉你我亲身经历的事,大概3年前吧,我在马路边上喝醉了,都不能自己回家了,结果2个警察同志来救我,很礼貌地让我上他们的公车,送我回家,当然也不收一分钱啊,他们说这是我们的工作。现在,已经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了”。
 
这次再回重庆,看得见摸得着的最大变化,是马路边上的交警少了。
 
在我看来,重庆人的性格和活法里有着正面的封闭,即不太愿意出去,到外面谋生,而更喜欢在自己家乡好好过日子,放松的、自在的、潇洒的。许多人下午4点就下班,跟朋友吃饭喝酒打麻将。重庆人是会过日子的人群。我在拙著《其实离不开》的第4章“去公园和广场寻访中国民意”谈了关于“有闲人”的感受。我写道:
 
有闲人是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当地居民。不管空间大小,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因此,他们不会离开家乡。有闲人的特点之一就是不求移动上的自由。而且,他们不会积极工作。有住的地方,对穿着也没什么挑剔,所以他们认为只能赚到够得上吃饭的钱就够了…说到底,他们身上一贯体现出的或许就是一种‘达观’的精神状态”…不琢磨如何挣大钱,不考虑如何在社会上出人头地,放弃了政治变革,不积极与社会发生关系(130-132页)。
 
这次感觉,重庆老百姓的活法还是比较符合我对中国“有闲人”的观察与定位,“重庆当地的学生毕业之后也不太愿意去外地工作,也不勉强,更愿意留在这里”,一名来自江苏的川外学生对我说。
 
离开重庆那天的早晨,我又在出租车内与对时事问题比较关注的司机先生聊了会天。我还是问了他重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很感慨地回答说,“还是腐败吧。这不只是政府的问题,其实整个社会和百姓都处于一个慢性腐败的状态。比如,现在找朋友帮忙是要花钱的,若不花钱,人家就不办,一点不讲究友情,也不仗义。重庆以前不是这样的,人们不在乎金钱,互相帮助,注重人情。而现在,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远,陌生,人们就是关心自己的物质,想来想去,还是挺悲哀的”。
 
这一次,他的话,明白了。下次花多一点时间观察一下,我还是爱着重庆…

本文曾发表于《广安文艺》杂志,201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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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

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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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本科,获2006年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 前任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精通中日英三种语言,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2003年来到中国后至今,作为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参加过的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有五十多个。作为评论员、嘉宾、作者参加过的中外媒体活动共有五十多个。 著作《产学联合之路-中日产学论坛》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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