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凌晨，我从国外回到北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澳洲悉尼，很遗憾，没能现场观察中日关系的风波，尤其是亲眼目睹日从日本驻北京大使馆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反日”游行队伍。我也跟澳洲政府官员、媒体人、政策智囊等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发现他们也格外关注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前景，并表示了担忧，这颇为令人欣慰，让我重新认识到，中日两国的关系，其实还是全球格局中的中日关系。
昨天下午三点，我到凤凰网做客，与中国博主一起探讨了尖阁诸岛钓鱼岛风波。做客之前，我听到消息：日本地方检方决定释放中方船长，至于今后处罚与否，则有所保留。我们便抱着“此事件暂时告了一段落”的心情开始讨论。说内心话，自从我2005年4月北京反日游行发生的第二天直播做客凤凰全球连线以来，这次访谈是我心跳最快的一次访谈。
至于原因，一方面是我好久没有说中文，另一方面还是与当今中国民间严峻的对日情绪有关。我只能很被动，这里是人家的地盘，与与众不同的言论环境结合在一起，我既不好为我国的官方立场做辩护，也不好谈论贵国的特殊体制。中方博主探讨，“加藤曾在文章里提及过日本是法治国家，司法程序是独立的，那么，为什么在24日这个时候释放船长呢？不就是产生了法律之外的政治意图吗？”
据我观察，中方本来也在等待日本检方日将做出来的决定。多位政府官员、学者等都向我表示“出乎意料”。我也很惊讶，怎么在24日下午这个时候闪电式地决定并公布“法律判决”呢？冲绳那霸地方检察官铃木亨回答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相关程序都走过了，所以这个时候放了”。日本官房长官仙谷由人则回应说，“这是那霸检方独自的判断”，并否认了政治的干涉，努力维护三权分立的正当性。
不过，铃木检察官也明确表示“考虑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对此，《朝日新闻》9月25日发表社论，标题是：“中国船长释放：轻率的外交，迫不得已的政治判断”，社论指出：“那霸检方说，考虑到对日本国民及今后中日关系的影响，等于不是纯粹的司法判断，可以说是菅直人政权自上而下的政治判断”。一位日本外务省官员向我透露，“那霸检方曾向我省中国课咨询过此轮判决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25日早上，日本各家媒体集体讨论此轮尖阁诸岛/钓鱼岛风波的“结局”。《日本经济新闻》社论的标题是：“毫无道理的船长释放，调整外交政策迫在眉睫”，该报社论对于充满“谜团”的检方判决表示质疑，并强调必须强化日美同盟的功能和凝聚力，从日美安保同盟的角度维护日本的合法权益。《读卖新闻》头条新闻报道：“异例！检方对外交的妥协？这是政治决断么？”自民党人气派政治家山本一太参议院政策审查委员长在25日上午作客TBS电视台则表示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外交败北”。
中国政府和老百姓正在从道义的角度强有力地宣扬“这是中国外交的伟大胜利”，同时主张必须坚持向日方施加压力，持续性展开反制措施，要求日方道歉和赔偿。菅政权则即将面临来自媒体、民众、在野党等综合性压力，不得不保证透明性地解释此次判断的来龙去脉。我站在日本人的立场，认为中方怎么总结、评估此轮尖阁诸岛/钓鱼岛风波并不重要，挑出对方毛病很简单，人们往往也会这么做，并忽视自己的责任在哪里，反思在哪里。但与中国打交道若干年的我比较清楚，人家有人家的国情与体制、成就与无奈，日本人对此说三道四毫无建设性，不如进一步观察对方国情，了解自己的问题，当作一次学习的机会。
去年9月，民主党夺取政权以来，其对外政策相当不稳定，战略不明确。鸠山由纪夫在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问题上，破坏了日本对美政策的国内基础以及同盟之间的基本信任，任职仅仅260天，便宣布辞职。重申“坚持不懈推进日美之间的安保协议”的菅直人，则在对华关系上碰了大钉子，在连盟国美国都不愿意看到的中日纠纷中，表现得相当暧昧而缺乏公信力。民主党夺取政权之前曾明确表示“不参拜靖国神社，不干涉中国内政”，并因此得到了中国全民的欢迎。迄今为止，中日两国官民之间的这种信任似乎已经消失了。修复遭受大挫的中日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位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智囊人士向我表示说，“2010年中国外交很糟糕”。
在尖阁诸岛/钓鱼岛风波暂告一段落之际，我提出以下三点思考：
首先，就像我三年前主张的那样，中日之间必须尽快建立“中日突发事件管理委员会”。无论是领土问题、民生问题、企业纠纷还是民族感情，中日两国之间发生严重损害国民感情基础、政治互信的突发事件，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们不害怕出事，两国交流多了，摩擦必然会增多，与一对夫妻一样。关键是，出了事之后，如何尽快畅通信息，交换看法，寻找解决办法，不可否认，今天中日之间缺乏沟通的渠道和平台。我主张的委员会是由首相、官员、学者、媒体人、文化人、运动员、艺人等各界人士组成，总部分别在东京和北京，一旦出事，双方立即召集成员，站在维护中日共同利益的立场进行讨论，向决策者建言献策，向大众发出理性的声音。
其次，中日必须认真吸取教训，思考如何与具有不同体制和国情的邻居打交道。这次风波，换个角度看，也是良好的案例，是一场高代价却低成本的学习机会。中国人有必要了解，不是任何国家都能够像贵国一样，在紧急时刻控制一切不同声音，以举国体制，从高度政治化的角度处理外交事件的。三权分立、言论自由、政党政治、学术独立——这些才是世界政治发展的主流。中国人必须学会“和而不同”；日本人则有必要了解今天中国的真实面貌，不应该抱着陈旧的思维去理解中国今天的决策环境。中国的一位高官曾跟我说过，“加藤先生，请理解，我们也有我们的选民，必须给予交待，否则做不了执政党”。我高度赞同此位高官的说法，中国的外交也时时刻刻承受着舆论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今天共产党是执政党，而不是革命党。
最后，两国民众必须明白外交的本质。它需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外交政策是相当微妙、脆弱、并迫切需要国内民众理解与支持的领域。今天的大众，包括日本民众和中国民众，都盲目要求本国外交部门彻底打败对方国家，夺取一切可触及的利益。外交官是孤独的，外交部则被说成“卖国部”。我重申，对于当代外交政策来说，零和博弈式的谈判是不可持续的。不管是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谈判，还是此轮尖阁诸岛/钓鱼岛风波的软着陆过程，从利益分配的角度，假如甲方拿80%，乙方拿20%，这一谈判极为不成功。两者之间平等分配利害关系，50—50的外交谈判才是可持续而成功的，才能对双方的长远利益带来切实的好处。
观望此时的中日舆论，两国都从胜利或败北二元对立的角度评估此轮风波。然而，如果两国有识之士相信中日关系重要，需要向前看，往前走，坚持不懈地推进战略互惠关系，那么，我们就应该本着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精神，尽可能地避免将来造成同样恶性循环的局面。我们必须从这轮“没有赢者的比赛”中认真地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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