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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篇中从自己亲身阅历和观察出发,对于崛起中的“网络民族主义(Net-Nationalism)下了个明确的定义,并给予了描述。   自从9月7日以来,“撞船事件”引起了两国社会种种摩擦和风波,其中大众的民族情绪再次成为了影响外交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日本政府从抓人到放人的政策很不一贯,中国政府采取了强硬的反制措施,暂停了省部级以上官员的来往,许多经贸、人文、观光等交流项目都被延期了。两国政府却保持一种“战略耐心”,不放弃从政治的高度和民间的积极性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

日中关系自从2005年上半年在中国全国各地发生反日游行以来最为敏感、脆弱的时期。围绕撞船事件,中国国内的网络民族主义对外交当局的影响很明显,网民坚决要求外交部对日强硬,在涉及主权、领土的问题上坚决不要妥协,此次事件也是个良好的案例,但由于本次事件迄今为止依然没有结束,现在进行总结性的分析并下结论为时尚早,还有必要继续观察。首先,本月底在越南河内举行的10+3会谈上,温家宝总理和菅直人首相能够进行正式的首脑会谈以及胡锦涛国家主席能否出席下个月在日本横滨举行的APEC会议并与日方领导人单独、正式地会谈,是个政治层面的观察标准。当然,草根层面的信任关系,恐怕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事态表明,从近年以来日中关系所经历过的突发性案件看,牵涉到两国主权、领土、能源争端,中国公民语境里的“钓鱼岛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侵海、海洋侦探、调查等问题足以让我们从事情的来龙去脉观察并分析到“网络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外交政策”的复杂过程。

2009年2月4日,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在尖阁诸岛/钓鱼岛海域常驻了可搭载直升机的PLH型巡视船,理由是“防范中国海洋调查船的入侵”。过去,日本在此情况下使用的是较小的PL型巡视船,PLH与其相比,不仅能够搭载直升机,规模和性能也更强。此前曾计划按实际情况需要向尖阁诸岛海域派驻PLH型巡视船,但是常驻PLH型巡视船尚属首次。

这条消息首先在日本媒体报道出来之后,迅速得到中国网络媒体的“转载”,引起了中国网民的激烈讨论。中国媒体趁机提高内容竞争力和利润,中国网民趁机发泄不满情绪、缓解生活压力,中国国内舆论一下子形成充满反对日本的氛围。那段时间,我收到了许多来自中国网民的电子邮件,按照口气的不同,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他妈的日本鬼子,又玩弄中国人的感情,你是猪,钓鱼岛是中国的,快滚!”

2,“加藤,你怎么评价这几天的钓鱼岛风波啊?!日本为什么总是挑衅中国?!”

3.“加藤先生,您好。因钓鱼岛问题,两国关系又紧张起来了,您怎么看待?另外,您认为,钓鱼岛究竟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谢谢。”

4,“你为什么不对这一问题发表任何言论?不要逃避啊!”

这类言论在中国网络媒体开设的论坛等平台也随处可见,无处不在。我很理解提出上述意见并表示怀疑的中国网民之心情。在网络信息化时代,除了专家学者之外,普通老百姓也可以通过新的意见渠道获得话语权,发表自己的观点,尤其针对“日本”的言论总是相当激烈,迅速形成围堵日本的舆论态势。

既然我居住在中国,经常在媒体上发表言论,自然而然成为中国网友关注的对象,攻击的目标。中国网友们基于“祖国主权和利益受到伤害”的认知,发泄不满,要求我表态,等待攻击的那一刻。他们主张的是“爱国无罪”,他们不知不觉地认为,攻击日本纯粹是为了爱国,爱国则是无罪的,政府也支持百姓那样做出言行。网络媒体则为主张“爱国无罪”,在网络上表现得相当积极的愤青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言论空间。

反思整个事件过程,在情绪化民族主义爆发的背后有更值得思考的东西。

从一开始就有个说法,日本《产经新闻》2009年2月4日的报道是日本当局有关人士故意“透露(leak)”给媒体记者的,所以该报做到了第一时间和独家的地步。显而易见,这一独家报道带着所谓“炒作”成分,并不是日本政府(尤其是外务省)所愿意看到的。围绕这些敏感话题,透露者和被透露者之间往往形成利害关系。

这一炒作新闻出来后,中国媒体立刻表示强烈关注和浓厚兴趣,在网上进行“转载”(此刻中国媒体理所当然地不考虑或忽视知识产权的问题),开设相关论坛,进行网络民意调查,让网民们对事件的发生和原因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行强烈的反驳。在这个过程中,网络媒体的编辑与广泛的网民实际上形成一种“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对于网络媒体来说,只有能够保证网民们积极的参与和反应才能得到巨大的点击率,点击率对网络媒体来说与报纸、杂志的发行量和电视的收视率同样至关重要。对于广泛的网民来说,只有网络媒体开设相关论坛,进行相关统计调查,才能获得发表观点,释放情绪的渠道和平台。

两者勾结在一起,共同打造批评日本的舆论氛围。这一在网络这一虚拟的舞台发生的利益博弈过程明显带着“作用—反作用”、“炒作—反炒作”、“呼吁—回应”的相互关系。问题在于,这种商业化媒体单方面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中国政府,尤其是外交部或中宣部所愿意看到的。政府部门是从维护客观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出发,制定政策目标,处理突发事件的。那么,情绪化、极端化的舆论在网络媒体上形成之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的谈判空间必然变得更加缩小,谈判过程必然变得更加艰难。

2009年2月6日,著名门户网站《网易》针对“日本海上保安厅日前在中国钓鱼岛海域驻扎可搭载直升机的PLH型巡视船,自称目的是‘防范中国海洋调查船的入侵'”,开设了话题论坛,让网友自由的表达意见。我对于一共824条网友评论进行了统计调查,结果,90%以上的网友的评论都属于“抗议日本”、“要打一仗”、“中国应该派军舰,进行反击”;“日本人的意图就是要侵略中国,我们必须保卫祖国领土”等充满民族情绪的强烈回应,几个代表性的网友评论如下:

“我们的军舰呢?”

“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能让小日本夺走!!”。

“既然是侵犯。那就要坚决打击。事关国土。寸土必争!”

“日本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侵略。建议在全国举行大规模反日活动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和动员!”。

“一旦发生战争,必须首先消灭日本!”

“收回日本岛!!!!!!!!!!!!!!!!!”

“感动中国出兵钓鱼岛,打倒日本狗强盗!”

“我们的航空母舰呢?”

“拿点行动出来吧!!!!!!!!!!”

“既然是我们的领土,为什么不派驻军???这样迟早让人家占了!!”

“我们领土应该派兵去监守。可以作为军事训练基地进行打靶场地!”

在我调查中认为属于最为理性或分析性的评论是:

“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政治表态,否认了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任何合法性的控制权。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抓紧研究一下对策,不能光是表示反对,这不能阻止住日本的野心和无理动作。要让日本方面能感受到,中国人民在保卫领土问题上的决心有多大,强度有多深。他们自认为有美国的支持或作后盾,所以我们仅靠语言是镇不住他们的。应当恰到好处的,很硬气但点到为止的做出一些行动上的反应”。

中国网民对这类日中之间在争端中海域的摩擦或冲突持有相当敏感的意识,一旦发生类似突发事件,立刻在网络媒体上做出积极的回应。对此,中国政府有关官员曾对我表示,“我们也经常关注网络媒体上的评论和跟贴。如果他们的回应是正常、理性的,肯定能够推动我们与日本方面的谈判力度,但一旦失控,或彻底变成情绪化、极端化的,那我们的工作空间被纠缠,有时还失去与日方进行外交谈判过程中的弹性。我们外交官警备网络舆论,这是不能否认的现状”。

2009年2月10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奉命就“传日本在钓鱼岛海域常驻可搭载直升机巡视船事”向日本驻华使馆官员提出严正交涉。据日本媒体报道,该负责人表示:日本海上保安厅2月1日起派遣可搭载直升机的PLH型巡视船常驻钓鱼岛海域,加强对钓鱼岛的“警备体制”。这一报道如属实,将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中方对此表示强烈关切。该负责人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日方任何加强对该岛实际控制的举动都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是非法无效的,应立即停止。

这一中国外交部针对“传”来的新闻报道公开表达声明,首先是“被迫”的,其次是“低调”的。据我观察,在那段时间,“炒作——反炒作”的过程中,中国网络舆论对外交当局和政策决策者造成相当尖锐的压力。我接触过的有些学者、专家甚至主张“中国应召回驻日大使”,批评“中国政府对日政策过于软弱,不能光有韬光养晦,必须有所作为”。这些来自体制内、精英的言论也通过网络媒体得到广泛、深入的推广,并引起网民们的积极回应,外交部门则陷入更加被动的困境。外交部及有关部门在膨胀而强大的舆论攻势面前,只好发表被动、低调地发表声明,给舆论一个“交待”,这一国内政策环境既影响中国对日外交政策的原则和弹性,也不利于构建两国稳定的外交关系。

当今,老百姓已获得因特网这一新的意见渠道,政府在“网络民意”这一不确定、强大的“新压力”面前,应该保持低调态度,免得引起集团化了的“草根极端主义”对政府工作的强烈不满,同时,也不应该放弃主导权,免得政府内外工作失去原则性和弹性。网络民族主义日益影响政府决策过程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两者之间更是日益形成紧张、博弈、甚至对立的关系。考虑到网络民族主义可能对决策过程造成的消极影响,政府必须持续关注,并正确疏导其民族主义情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宣部和外交部等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在此方面应该加强相互协调,维持相对稳定、健全的舆论,保持政策稳定性。

中央政府曾在对日外交上经历过成功案子:2005年4月,在中国北京、上海、沈阳、成都、广州等各个地方发生“反日游行”之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外交部统一部署了日中关系形势宣讲团,宣讲团在杭州、成都、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举行报告会,帮助高校师生了解国际形势、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和中国的对日政策。前任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在一次报告中指出“爱国的行动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爱国的行动是同中华民族,中国的根本利益核心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他对网络上抵制日货等极端民族主义言论进行了批判(待续)。

本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0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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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

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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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本科,获2006年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 前任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精通中日英三种语言,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2003年来到中国后至今,作为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参加过的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有五十多个。作为评论员、嘉宾、作者参加过的中外媒体活动共有五十多个。 著作《产学联合之路-中日产学论坛》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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