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即英国举行公投，选择要不要脱离欧盟的那一天午后，我从北京飞回到了东京。从下午到晚上，在沿着街道播放的电视上、地铁候车道的报亭、与媒体、企业界的朋友聊天等场合，赤裸裸地感觉到，日本社会非同寻常地关注英国公投的结果，以及欧洲乃至世界局势从中可能受到的影响，并把它们视为有可能左右日本未来走向的大事。对此，我则感到欣慰，因为，从古到今，日本人始终有着基于岛国根性的锁国心态，平时不怎么关注海外事务和国际问题。那么，在眼前发生的事情至少在我看来是罕见而新鲜的。

平时基本不关心时事问题的母亲见到我就开口说：“听说，英国有可能脱离欧盟啊，那里的百姓还是很受不了跟从其他欧盟国家过来的劳动者竞争的。”我的一个朋友、刚过30岁的图书编辑则指出，“由于目前全民关注Brexit的事情，这次参议院选举的关注度变得很低。”日本的第24届参议院选举是6月22日公示，7月10日投票、开票。我也同意这位编辑的观察，在具有公民责任感的知识精英和普通百姓看来，从思考日本未来的战略与走向的角度说，Brexit即将带来的影响比一次参议院选举的结果更加重要而深远。

众所周知，英国公民最终选择了离开欧盟。那一刻，就像发生了地震似的，政治家、媒体人、普通百姓在不同的场合激动又感叹地说：“哦，来了，Brexit！”。就像世界其他国家（包括英国与欧洲本身）一样，这是多数日本国民没有想到的，日本人内心深信，英国人最终还是会回归理性，尤其是主张留在欧盟的议员乔·考克斯(Jo Cox)被暗杀之后，会更加趋于冷静，有意无意地与极端主义拉开距离。

为什么日本人如此密切关注英国脱欧这个话题？另外，“Brexit”在日本引起的反响与担忧为什么会超过中国呢？我的观察有三：

其一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就是经济方面的因素：以最大、最强、最深的紧迫感注视形势与走向的还是企业界。根据日本最大的企业信息数据库供应商TEIKOKU DATABANK的数据，到2016年6月为止，把公司的总部或支部设在英国的日本企业有1380家，其中一半左右为大企业。从行业的种类来看，制造业占40.4%，其次为批发贸易（18.7%）、服务业（17.0%）、金融保险业（11.5%）。这些企业把英国当做进入欧洲市场的战略窗口，向欧盟国家以相对低的成本提供金融服务的战略基地。英国脱欧结果公布之后，TEIKOKU DATABANK发表声明说“Brexit给进入英国的日本企业所带来的影响不可避免”。例如，丰田汽车每年在英国的工厂生产19万台车，其中四分之三是向欧盟域内国家出口的。英国脱欧必然导致进出口成本和劳动成本的增加，给企业经营带来进一步的负担。

公投前夕的6月22日，《日本经济新闻》公布了对于企业社长做的紧急问卷调查。对于“英国脱欧对公司所带来的影响”，27.6%的人回答“负面”，52.9%的人回答“比较负面”。对于“英国公投，您支持哪一个”，71.5%的人回答“支持保留”，10.6%的人回答“比较支持保留”。25日，该报指出，公投结果揭晓后，日本企业需要重新调整在英战略，专门介绍2015年秋天在英国开始运营铁道车厢工厂的日立制铁所的情况。日立公司本打算在2020年代的早期启动第一座核电站，而铁道车厢、核电建设等需要英国政府的许可，公司从这个角度担心包括卡梅伦首相辞职在内的英国政局的混乱会给该公司在英国的事业带来负面影响。

企业状况还是经济战略的生命力，日本人尤其以制造业为荣。那么，政府也从这个角度考虑英国脱欧对日本经济可能带来的影响，尤其警惕日元的进一步升值（公投结果公布后一度升为1美元兑99日元，后来有所反弹，趋于稳定），以及其对通胀目标在内的所谓“安倍经济学”所造成的负面冲击。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局已经全面进入参议院选举的此刻，安倍首相有意趁英国脱欧之机，试图把G7首脑会议之后做出消费税上调（8%至10%）再次延期这一饱受争议的决定正当化。政府的逻辑为如下：Brexit必将导致世界经济的复杂化和外来变数的增加，日本经济的复苏有可能也遭遇打击，所以，延期的决定是正确的，毕竟消费税上调这一政策在短期内意味着冲击。

其二，是对国际格局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英国脱欧发生之后，日本的知识精英和有识之士基本清一色从“大众迎合主义(populism)、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的三大蔓延”的角度对国际格局的走向表示担忧。例如，专攻国际政治和英国史的庆应大学教授细谷雄一6月26日在《读卖新闻》撰稿表示，“问题是在欧盟内部大众迎合主义和排外主义传染下去。”他提出：“美国的特朗普现象、在日本反对安保法案的示威游行等，可以视为非精英人士对一部分专家、精英分子的叛乱。今后，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普及导致世界经济的混乱和战争的发生也不能排除。”日本媒体密切跟踪报道了6月28日，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发表演讲时积极评价英国公民的选择，暗示美国人要学习英国人，并主张美国要从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撤退，宣布经济上再次独立。对此，日本人普遍表示担忧，甚至怀疑假如依靠大众迎合主义和排外主义的特朗普当选下一任总统，日美同盟会否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危机，世界秩序会否面临史无前例的重组局面。

另外，从知识分子到普通百姓，日本人也在至少我的记忆中前所未有地认真思考民主主义与选举政治。比如细川护熙前首相政务秘书官、现任骏河台大学教授成田宪彦接受《读卖新闻》专访时针对公投（日本人统称称之为“国民投票”）表示：“很大的问题是，每一个选民有没有获得能够做出充分准确判断的信息”，主张，“我认为，国民投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重要的还是不断完善代议制”。其言外之意似乎与日本当前舆论一致：可能左右国家未来和走向的重大事务不应该由公民直接投票的方式决定，而应该间接地由被公民投票选出的政治家进行讨论和决策。6月26日，我提前到老家所在地政府行使参议院选举的投票。母亲在旁边对我说：“考虑到我们每一个人投的这张票有可能左右国家的未来，就必须认真，用心，平时也应该加强学习，毕竟，这是我们的社会嘛。”

其三，是日本对英国的认同感与双方的共同点。日本社会对于英国脱欧的结果基本清一色把它视为风险和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英国是美国的最大盟国之一，也是所谓西方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对此，同为美国盟友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日本动不动就产生比较直观的忧患意识，担心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列强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可能遭受冲击。进一步说，日本人希望由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行为体组成、注重人权与法治的西方世界是团结的，尤其希望美国的盟国是稳定的。一旦这一团结与稳定被动摇，甚至瓦解，日本的生存环境与发展空间必然遭遇威胁。在中国这个属于非西方阵营的大国不断崛起，还带着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集体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形势下，日本人这样的危机感变得更加紧迫而明显。

而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比较角度来分析，这一点正是日本和中国对Brexit的态度截然不同的原因：中国从自身的国家利益与未来战略出发，应该是希望西方世界不那么团结，美国的盟友纽带不那么稳固，反而从中产生一些不同的立场和利益的，这样才有利于近年中共领导人经常强调的权利诉求，如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0月第27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所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中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不干涉内政和在对内统治上对媒体、舆论的管控，导致中国的企业家和有识之士难以像日本社会那样广泛、直接地展开讨论，那么，外界也难以了解中国的舆论和市场对Brexit的真实而深层次的看法。

目前为止，中国官方对此事件的反应和立场是高度自律和内在统一的。6月24日，央行表态：“已注意到英国脱欧后金融市场的反应，并已做好应对预案，”外交部发言人对公投结果表示：“尊重英国人民的选择。中方一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英和中欧关系，支持欧洲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当然，中方对接下来的形势也持有担忧，认为存在变数。26日，财政部长楼继伟在北京表态得比较直接：“脱欧对英国自身来说也不一定是好事，未来五年乃至10年影响都会存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则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发表演讲时提及英国脱欧结果，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团结、稳定的欧盟，也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繁荣的英国。”不过，这些来自不同部门的声明均没什么意外。

不过，我认为，亚投行总裁金立群25日做出的表态很重要，他对Brexit回应说：“英国仍将继续在亚投行扮演重要角色。”毕竟，英国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国加入了亚投行，这一来自西方的动作对中国的世界战略来说意义重大，不管英国脱不脱离欧盟，中国必将从推行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本届政权的核心对外战略政策的角度，巩固与英国的经济合作，甚至政治关系。Brexit发生的此刻，中国将进一步把英国视为打进西方世界的重要窗口，因为中方会估计，脱离了欧盟的英国很有可能在经济、政治、外交上需要进一步跟中国合作，甚至依赖中国。6月29日，《中国青年报》在报道中写道：“尽管我们对英国的需求减少了，但英国对我们的需求反而更多了，实际上对中国来说是个机遇，有可能会掀起新一轮的全球化合作，这些都有可能降低或者减少英国退出欧盟所带来的影响。”

就经济政策而言，日本与中国的反应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虽然其经济发展程度和企业对外战略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日中经济界均把英国视为进入欧洲市场的重要窗口。在这个意义上，与日本企业一样，中国对英国的投资也可能面临调整，甚至撤退。英国脱欧对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有可能进一步拖累本国经济，打击本国股市，对此需要防范，这一点上两国的态度也基本一致。而不同的在于货币政策。与日本政府和经济界主要从英镑贬值导致日元升值，从而打击日本出口企业，拖累经济复苏相比，中方更多关注的除了人民币短期内面临贬值压力之外，更担心有可能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一国家战略，毕竟英国对人民币而言意味着重要的离岸交易中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内心欢迎这种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它也会欢迎英国这样来自西方的老牌国家决定走自己的道路，因为，世界各国，尤其有影响力的西方主要国家越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体制和意识形态越有可能得到正当性和合法性。这是中共统治的政治需要和战略思维。近年呼吁世界多极化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和谐世界、新型国际关系等的中共高层最不愿意看到的世界，大概是发展模式上的统一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一体化，如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美国主导的价值体系等支配整个世界，正在从落后走向发达的新兴国家都跟着这一支配者走。中方愿意看到，并试图通过自己的行动推进的是不同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的行为体之间也可以合作和共赢的局面，金砖五国(BRICS)、亚投行等可以视为其中的典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局一方面支持一个团结、稳定的欧盟，另一方面，中共在内心深处渴望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是“分裂”的。

看到此次英国通过作为直接民主的公投形式选择了国家的未来走向，在中国，无论体制内外，不少人或许都认为，民主不可取，采用民主需要谨慎。6月24日，《环球时报》在社论上主张：“英国人在心理上已经输了，这次公投也许被证明是他们走向小国寡民破罐子破摔的标志性事件，”并指出：“对中国社会来说，我们正处于认识全球化和民主这些重大问题的紧要期，英国是西式民主的代表性国家，它与民主‘最高形式’公投的这一次拥抱最终将带来什么，这将是中国人观察这件事的持续性角度之一。”26日，《经济导报》发表评论说：“英国脱欧对中国的最深远影响，是使我们加深了对中国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政治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能把各种利益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把各种经济要素配比到相对‘最佳’状态。”

迎来了95岁生日的中国共产党接下来在“民主”两个字面前将更加谨慎、怀疑、警惕，就像当年戈尔巴乔夫试图改革，结果苏联陷入崩溃之后对中共高层曾设想过的政治改革本身产生了根深蒂固和潜移默化的戒备和防范心理一样。我深信，此刻的习近平总书记充满着道路自信，将坚持不懈地贯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成立95周年的典礼上发表讲话的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中国在接下来的政治进程上如何进行改革开放这一核心国策，是更加闭关自守，还是逐渐试图与西方同舟共济，拭目以待。不过，恐怕Brexit没有给它一个正面的启示。

此文刊登于《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