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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美日之间围绕冲绳美军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摩擦不断;在日本与中国针对东海岛屿主权争端未有缓和的情况下,中国官方媒体又不时刊出质疑日本对冲绳主权的言论;而日本对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进行实际控制,正是通过总部位于冲绳的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于4月12日、13日两天,连续在冲绳县久米岛海域发现中国海洋科考船作业——冲绳再次成为东亚安全体系的焦点。

冲绳人对日本中央政府以及美国政府的不满情绪持续发酵,而且不断感觉到对来自中国方面的军事压力,冲绳人对“自治”和“本土意识”的追求在此过程中被进一步催化。

2013年底,我第三次访问冲绳县,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近年来“我们是冲绳人”的本土意识日益变得浓厚。我遇到的冲绳人身上大都有带有矛盾的双重身份认同,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琉球人。

在学校,社会,家庭中,大人们正在呼吁小孩子们“要好好学习琉球的传统文化和我们自己的语言”。从中可以看到,冲绳人正在渴望摆脱“被边缘化”的身份,并通过重新夺回自己的身份认同来强化“主体性”的新环境和新时代。

记得2012年1月,我第一次访问了冲绳县。飞机降落在那霸(Naha)国际机场,走下飞机,我既能感到日本式的秩序,又感到中华式的人情味儿。这种气氛使我突然产生了“自己是否抵达了台湾”的幻觉。

那次我在冲绳逗留了约一周左右,期间在那霸市内一家居酒屋跟冲绳大学研究冲绳与台湾关系的又吉盛清教授一起,一边喝琉球当地的烧酒“泡盛(awamori)”,一边交流。我把我对冲绳的第一印象与他分享后,教授说,“加藤先生,台湾的祖先是中华吧,但冲绳的祖先不是大和,而是琉球。两者不一样。”

我回应说,“明白。从您的角度看,与台湾相比,琉球的处境似乎更严峻?冲绳要独立吗?”

“独立是不可能的,但需要朝着进一步自治的方向努力”,又吉教授答道。

另一天下午,我在日本国立琉球大学演讲。陪着早到的我参观校园的大四同学姓佐藤(Sato),毕业之后将去花旗银行(CitiBank)工作的他同时也兼任女子小学篮球队的教练,他跟我说:“马上要参加全国比赛了,我们绝对不想输给本土人。”

冲绳人把九州以北的其他日本人说成“本土人”。听到那一句,我忽然间回想起第一次到中国深圳大学演讲时,到深圳机场接我的同学们把深圳以北的中国说成“内地”的情景。佐藤对我说,“(篮球队的)女孩子们特别有反骨精神,我很欣赏”。(“反骨精神”[spirit of defiance]在日语里面指的是“勇于面对困难的意志”,“敢于反抗不公正的权力或风气的姿态”,一般含有褒义,表示欣赏时使用。)

谈话逐步深入到更敏感的话题。我问他,“你一直在把自己说成冲绳人,与本土人区别开来,那么你的自我认同(national identity)到底是什么?”

佐藤想了一会,很正经地对我说,“我有两种自我认同,一个是日本人,另一个是琉球人。”

我问他,“两者不矛盾吗?你这种认同感在冲绳是否是比较普遍的?”

我们在聊如此敏感的话题,他却一点没有表现出厌烦或警惕,对我这个“本土人”,即“反骨”的对象,自然而平静地表达出他内心的想法。

他回答说,“肯定是矛盾的,这与冲绳或琉球复杂的历史有关,我们的命运有史以来始终被大国左右着,控制着,从来没有自治过自己的地方。”

确实如此。

1879年日本“兼并”琉球,在原来琉球国的领土上设立冲绳县。冲绳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冲绳岛战役”的主要战场之一,冲绳县的县厅所在地(相当于中国的“省会”)那霸90%的区域因空袭被毁。日本在冲绳之战中牺牲者多达20万,其中包括约9万多名平民。

1952年4月28日,同盟国与日本之间签署的《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战败国日本重返国际社会。“本土人”一般从“庆祝”的立场迎来每年的4月28日,毕竟是战败后重新恢复了作为主权国家的独立地位。不过,同年同月同日,冲绳县却依照条约被划入美国管理之下,直到1972年5月15日,美国才把冲绳“返还”给日本。于是,每年的4月28日对冲绳人来说不是“庆祝日”,而是“耻辱日”。围绕4月28日这一天,“本土人”与“琉球人”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认识与态度。

4月28日出生的我,是有责任一辈子去反复思考4月28日对日本国的意义的。

“我们从来没有被公平对待过。我们从来不是合格的日本人,琉球人的身份也被剥夺了。那么,我们算什么?加藤先生,请思考,对于一个人的生存过程来说,哪有一件事比搞不清我是谁更困惑呢?所以,我不得不下决心,给自己两种身份,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琉球人。”

没有否认“我是日本人”之身份认同的佐藤凝视着我这样说,表情是严肃的。

“请思考”——佐藤对我说的这句话特别沉重,令我震动。我从来没有被“祖国”的晚辈这样拷问过(中国的大学生在谈论历史问题时经常这样向我提问,如“加藤先生,您想一想……”)。

通过在琉球大学与同学们交流,我发现冲绳学生的思考力量与问题意识比本土的学生更贴近复杂的现实社会,他们非常认真地去思考自己面临的政治与经济现状。第一次访问冲绳,我是在《现代亚洲论》课堂上演讲的,同学们对亚洲的未来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包括中国崛起对东亚国际格局产生的影响。

演讲结束后,我问几个来自冲绳本地的女生,“你们为什么对亚洲感兴趣呢?”她们很积极,毫无害羞。一个女生回答说“因为冲绳在亚洲啊”。另外一位女生稍微严肃地接着说,“假如日本与中国因领土问题又开始打仗怎么办?假如中国与台湾之间发生武力冲突,美国又介入其中怎么办?假如在这个地区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办?冲绳很有可能又要牺牲了,总是被大国政治玩弄嘛。这就是琉球的历史嘛。”

表情颇有迫切感,表达颇有现实感。

我和日本本土大学生交流时从未感到过此种压力,与琉大学生的交流就像我跟中国大学生的讨论似的,让我始终难以摆脱紧张和冷汗。

在去年底我对冲绳最近一次访问期间,《冲绳TIMES》的编辑友利先生在采访中跟我透露说,“最近,我们的报纸已经不把冲绳话说成方言,而是称为我们自己的语言。1972年回归日本以来,冲绳始终在同化与异化之间摇摆,但最近本土意识,即‘好好重视冲绳自身的风俗习惯’的潮流明显提升。我们的孩子不会讲冲绳话对琉球的未来来说是一个危机。作为家长,我也认为这样不好。我个人认为,1972年后的前二十年,我们还是很自卑,被歧视得严重,不是正常的日本人嘛,不想被日本人或者外国人猜测我们是从冲绳来的。但最近二十年,我们对冲绳人的身份越来越感到自豪,主动强调我是冲绳人。”

据说,当前冲绳人所说的冲绳方言是传统意义上的琉球语和日语的结合体。传统意义上的琉球语(琉球内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语言),至今只在老年人之间被使用,一般冲绳人即使听得懂也不太会说(我肯定听不懂)。大多数冲绳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还是与本土人一样的日本普通话(哪怕带着一点冲绳口音)。但最近,冲绳政府开始在学校、家庭、职场等重新推广冲绳方言。

他说的事情,我也体验得到。在琉大演讲时,学生们主动自豪地说“我们冲绳人……”。12月1日,我参加那霸国际马拉松比赛期间,街上的普通市民也集体表示“欢迎我们的冲绳”,并介绍冲绳当地的食物文化等,格外热情。

随着本土意识的明显提升,2013年5月,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成立。该学会的成立过程主要由相对年轻的学者们所推动,独立于政府,但由于在冲绳比较有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活跃人士们的积极参与,冲绳出身的政治家、行政部门,甚至始终密切关注冲绳动态的日本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对该学会的活动状况给予高度的关注。《琉球新报》在2013年5月17日的社评“琉球独立学会成立,深化扩大选择的研究”上主张说,“冲绳的未来应该由冲绳人自己决定。换句话说,对冲绳人的幸福来说,扩大自己的决定权是必不可少的”。

该学会在自己的网站介绍学会成立的宗旨(有中文、英文、西班牙文等语言):“本学会不是谈论琉球独立可能与否,而是以琉球独立为前提,进行关于琉球独立的相关研究和讨论”。

有一天晚上,我有机会跟冲绳县前县知事(民主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一把手)大田昌秀面对面地交流。这位88岁的著名社会学者、琉球大学名誉教授对我说,“我正在重新研究琉球的历史,探索冲绳未来的走向的选择性问题。琉球独立学会的成立,毕竟身份敏感,我对此不发表任何主观评论,但有一点,年轻的学者们客观公正、系统科学地(而非盲目、情绪化地)地进行学术研究来探索琉球未来走向的精神值得正面评价”。

《冲绳TIMES》的友利先生分析,“本土意识的提升或许与冲绳人对(美军)基地问题的不满和愤怒有关系。对于中央政府处理基地问题所感到的失落感促使着冲绳人寻求独立自主的道路。”

正处于十字路口,面临拐点的冲绳究竟将走向何方...

本文刊登于《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4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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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

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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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本科,获2006年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 前任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精通中日英三种语言,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2003年来到中国后至今,作为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参加过的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有五十多个。作为评论员、嘉宾、作者参加过的中外媒体活动共有五十多个。 著作《产学联合之路-中日产学论坛》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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