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由国会通过的饱受争议的日本新安保法上周正式生效。接下来，日本可以部分行使集体自卫权，以更紧密、广泛地配合美国的全球军事和安保战略，实质上呼应了去年4月份安倍晋三首相访美期间两国政府达成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升级版。同一天，总算履行了在华盛顿对奥巴马总统承诺的安倍首相在出席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时表示，“从此以后，在保卫日本的议题上，日美成为了可以相互协助的同盟关系，此举可以说是加强同盟之间纽带的证明。”

　　怎么证明升级后的日美同盟纽带，其背后安倍首相所持有的意图、甚至野心又是什么，这个问题既是国际舆论密切关注的焦点，也是影响日本未来走向的变数。刚生效的安保法案要求日方增加在日美安保分工与合作上的义务和负担。例如，除了行使集体自卫权之外，日本自卫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支援美军、平时就可以为美国舰艇提供防卫，该法案也赋予日本随时派遣自卫队、从后方支援他国军队的权利。

　　问题是怎么行使这些权利。其国内议程将充满变数和曲折。毕竟，去年以来安保法案的审议和通过的过程引起了来自在野党、舆论、知识分子、普通百姓等集体抗议。3月27日由民主党和维新党合并成立的最大在野党——日本民进党也明确表示，“如此行使集体自卫权是违法”。

　　那么，正如参与对外决策的若干日本官员对我说的那样，安倍首相一定会谨慎对待并行使该法案，主要是考虑到国内“和平势力”的广泛存在。不过，与此同时，安倍首相也一定会借用升级了的日美安保机制，一方面牵制中国的崛起，尤其在南海的建设和扩张行为，另一方面本着“积极和平主义”这一安倍首相信奉的战略理念试图不断提高日本自身的影响力和行动力，尽力追求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潜在目标。这也是安倍首相利用美国的外压在国内通过安保法案，使得集体自卫权的行使变为“合法”的动机所在。

　　很巧，安保法案生效前夕，有一颗有可能左右未来日美同盟走向与内涵的“小炸弹”笼罩了日本舆论。共和党总统初选领跑者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如果日本和韩国不更多地负担美国驻军的食宿开支，那么他愿意从日韩撤军。“也不是开开心心地撤出来，但是我会撤出”，他说。对于是否允许日本和韩国建立自己的核武库来应对朝鲜和中国的威胁，而不是依赖美国的保护，他抱有一种开放的态度。

　　日本媒体纷纷报道了特朗普的言论，有报纸和评论员强烈谴责了他的言论。而同时，日本一些更鹰派的公众人物抓住特朗普发表这番言论的机会，提出放松宪法对军力限制的问题，这也是安倍晋三首相一直的主张。3月28日，代表日本政府发言的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招待会上针对特朗普对《纽约时报》的回答回应说，“不管谁当总统，以日美安保体制作为核心的日美同盟将是我国外交的基轴，为了亚太和世界的繁荣与安全，将跟美国紧密合作”，他也强调了日本继续坚持“非核三原则”（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这一基本政策，实际上否认了日本成为核武国家的可能。

　　特朗普对于日美防卫指针的升级究竟了解多少，我个人持有怀疑态度。因为，刚刚生效的法案的确就是要求日方增加在日美安保分工与合作上的义务和负担。例如，2016至2020年，在驻日美军经费上日方所负担的费用为9465亿日元（约500亿人民币），比2011至2015年的费用增加了133亿日元（约7亿人民币）。虽然增幅不那么明显，但考虑到驻日美军经费问题在日本的政治敏感性，尤其是冲绳人民的反对，这种增加仍应被视为日方进一步重视日美同盟的信号。日方负担更多驻日美军开支，集体自卫权的行使范围与力度的扩大，这些与特朗普“日方应该做更多”的主张似乎都是相吻合的。

　　不过，毋庸置疑，特朗普所提出的设想远远超过了安倍政权所要实现的远景和所能承受的范围。那么，从菅义伟的声明不难看出，日本政府正在密切观察美国大选对未来日美安保机制所带来的影响，基本立场是坚定的，即在升级后的机制内不断巩固同盟关系，至于特朗普言论，则采取关注却不理睬的态度。

　　安倍首相去年11月19日在菲律宾与奥巴马总统会面时有一番言论，深刻体现了他在谨慎对待与积极行动，利用（日美同盟）成分与潜在（正常国家）目标之间的摇摆。安倍首相主张，“我们反对试图改变现状的一切行为”，并明确支持了美国在南海海域推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但至于日本会不会向南海海域派遣自卫队这一高度敏感的问题，他表示“我们一边注视它对日本安全保障所带来的影响，一边探讨要不要派遣”。

　　我判断，在涉及中美之间地域竞争和战略博弈的南海问题上，安倍首相必将积极配合美国，公开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不断牵制中国，虽然他也会尽可能谨慎发言，不过多刺激中国，比如避免指名谴责等。因为，在他眼里，这样配合美国符合新安保法案精神，能够一步步靠近成为“正常国家”的目标。这无疑是1960年在遭遇国内严重反对与抗议的情况下成立日美安保体制的岸信介前首相之外孙安倍晋三的政治信条。

　　另外，安倍首相之所以如此执着于谈论南海问题，也是因为在他眼里这样做实际上可以在东海问题这一直接影响日本国家利益的议题上向中方施加舆论压力。他或许认为，使中国在海洋政策上自我克制和不搞扩张需要国际社会比较一致的舆论和压力。

　　最紧密关注上述动态的第三国无疑是中国。毕竟，中国始终把日美同盟视为牵制、甚至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安排，何况，这次是该同盟明显得到了强化。

　　3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日本新安保法案正式生效，以及其对日中关系的影响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日本实施新安保法是战后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重大调整，引发外界对日本是否要改变和平发展道路的质疑，日本国内对新安保法也有强烈反对意见”；“日本某些势力一直试图通过制造所谓‘中国威胁’推进国内政治议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政府对日中关系现状与走向所持有的三点认知和立场。其一，高度警惕安保法案及其背后的军事政策的调整，担忧它有可能损害中国利益，尤其是在安全领域的利益；其二，承认日本战后至今走的是和平道路，日本国内也有和平势力：其三，认为该法案主要是针对中国崛起，接下来警惕的是“修宪”议程。

　　在曲折中发展的日中关系面前，中国政府既重视，又警惕，但归根结底还是不信任对方。这也体现在3月24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中国外长王毅和该论坛理事长、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会面时的中国官方表述。同日，中国外交部官网刊登的标题是“王毅应约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福田康夫”。

　　回顾一下近期的日中首脑外交，据中国官媒的报道，2014年11月在北京、2015年4月在雅加达，习近平是“应约”会见安倍晋三；2015年11月在首尔，李克强是“应约”会见安倍晋三。“应约”两字的意思很清楚，即中方领导人是在日方的请求下答应会见日方领导人；其含义更清楚，即中方领导人本来不想和日方领导人会面，日方的政策和态度无法满足中方的意愿，时机和条件不成熟。

　　中方对日方的“不信任”集中表现在今年两会外长记者招待会上。王毅回答日本记者关于日中关系提问说，“因为日本政府和领导人，一方面不断地声称要改善日中关系，一方面又不断到处给中国找麻烦。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双面人’的做法”。

　　“到处给中国麻烦”此句意味深长。不过，纵观最近有关亚太局势和日中关系的动态，最让中方感到“麻烦”的应该是上述讨论的安倍首相关于南海问题的言行。最近中国舆论上经常出现“日本插手南海问题”类的调子，我跟中国官员、官媒员工、知识分子等交流的过程中也感觉到中方对该言论产生的不满。例如，去年11月，安倍首相出席东盟+3首脑会议时深入谈论了南海问题，提出了领土争端当事国之间和平解决的三原则：（1）基于国际法进行主张，（2）不依靠实力威压，（3）彻底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纷争。虽然安倍首相始终没有明示他要牵制的是谁，但可想而知，指的是中国。

　　3月14日，日中外长之间终于通了电话。自从今年1月朝鲜实施核试验起，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始终呼吁外长之间的电话会议，中方却始终不呼应。“王毅对岸田主张‘希望日本为改善两国关系作出建设性努力’，其目的是谴责围绕南海问题批评中国的日本”，《日本经济新闻》3月17日这样写道。该报道另外透露，王毅在电话会议中接受了岸田文雄在4月访华的意愿。

　　岸田文雄能否访华将取决于日中当局如何展开有效的沟通。据共同社3月31日报道，两国政府为岸田4月底访华正在最后协调，届时南海问题将成为焦点。显而易见，在与日本这一“非当事国”的外长的会谈上，中国是不愿意集中讨论南海问题的。中方正在密切关注4月10日日本政府在广岛主办的G7外长会议上会不会“炒”南海问题。如果会，岸田访华一事有可能变得困难，至少复杂。

　　“安倍首相很清楚中方对我们提出的两国高层对话保持警惕、甚至拒绝的原因在于他围绕南海问题的言论。但他是不会退让的，要坚决反对改变现状，主张航行自由。宁愿日中高层会谈无法实现，也不愿意在南海问题上做出让步，这是安倍首相的立场”，一名要求我匿名引用，在日本政府内负责外事的高官对我说。看似“温和”的岸田文雄显然正在沿着安倍首相的思路处理南海问题。

　　与岸田访华相比，在外交议程上来说，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下半年有可能实现两次的日中首脑会谈能否落到实处。一次是中国在杭州主办的G20首脑峰会上；另一次是今年将轮到日本主办的中日韩首脑会议上。

　　安倍首相率领下的日本政府肯定会积极推动两国之间的任何高层对话和首脑会谈。能否实现两次首脑会谈（哪怕在第三国、“应约”式的）将取决于中方如何解读安倍首相的政策，尤其是他在南海问题上的公开言论和战略意图，尤其是在日本安保法案已经正式生效，将以更广泛、紧密配合美国战略的新形势下。倘若中方认定安倍首相利用日美新安保体制继续“给中国找麻烦”，就有可能不见，即使见，很有可能也是小心翼翼的应约会见，而不可能宣扬日中关系所取得的成果和面向未来的乐观前景。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方正在最密切关注的，还是今年5月底日本在自己主办的G7首脑峰会上的表现。具体地说，就是要看安倍首相会不会利用这一多边平台，以发挥主席国的“特权”，拉拢其他先进西方国家的方式，公开指责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扩张行为和军事活动，并把它写进作为会议成果的共同声明里。

　　“中国尤其警惕在我国不在的情况下，安倍指名谴责中国，假如此事发生在G7首脑会议上，事情就严重了”，一名参与对日外交事务的中国外交官对我说。从目前的安倍-岸田阵营的状态看，日本政府很有可能利用G7平台、从配合美国和提升自己的角度，对海洋安全、航行自由等议题表示重大关切，至于会不会具体指责或明确暗示中国的行为，仍有变数。然而，两国外交当局之间的沟通与协商恐怕难以改变安倍首相的思路与言行，虽然它也有可能起到使其言论慎重一些、其行动克制一些的微作用。

　　总之，我判断，展望2016年的日中关系，日方的“积极”与中方的“不信任”这一不对称结构不会发生变化，即使两国首脑在一些场合“应约”会见。

此文刊登于《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