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0日21时,我带着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母亲,从北京起飞,回到了东京。一切都顺利,也很正常。母亲坐火车回去伊豆,我则打车去往东京市中心。22时,我到达位于东京后乐园的TokyoDomeHotel,入住后,前台人员把22层的房卡递过来,我拿到后,坐电梯上去。电梯是透明的,东京的夜景很漂亮,高楼很多,不奢侈,很朴实。这是已初步实现现代化,正走向后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市民们都按照“同一座城市,同一条规律”的规则在经营生活。电梯往上开着,虽然我一个人,却感到很浪漫。“我这人还是很喜欢东京的,这座城市就这样活下去,一天又一天,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平静地流逝……”11日,我与平时一样不定闹钟,早晨5时自然醒,起床,开灯,洗脸,写一篇中文专栏。写完后打开窗帘,晴天,很舒服,突然发现自己很想出去跑步。换衣服,出去,跑到大概3公里远、位于本乡的东京大学校园里,继续跑。8时返回酒店,洗澡,换完衣服,简单回邮件。

我这次回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跟一位日本广告方面的企业家一起做一本对谈图书,内容为“让我们一起聊聊中国”,为期为3天,14日到某汽车公司演讲,参加几场活动等,15日早上从东京羽田机场飞往北京。这是我已经定好的计划。9时半出发,与平时没有任何差别,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灾难。我到旁边的星巴克买杯咖啡,简单吃点饭团儿,坐上地铁,已过了上班高峰时间,车厢里没那么拥挤,乘客们都照常看报纸、看书,有的用手机上网,当然也有睡觉的。日本国民毕竟是工作狂,普遍缺觉。

10点,准时到达已约好的、位于东京赤坂(Akasaka)的BizTower。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带我上去,到22楼的会议室,对谈伙伴晚一点过来。我们开始聊天,聊的话题当然都跟中国有关。我跟二位分享了前一段去考察阿拉伯、中东地区的感受以及中国媒体、民众的反应。中午前后,伙伴把几名中国籍员工介绍过来,我采访他们,了解一下中国员工在日本大企业的待遇、困惑以及劳动观念等差异带来的烦恼等。

到12时半,我们出去吃饭。有各种各样的美食集中在这块地带。我们吃了海鲜,一人1000日元(70元人民币左右),下午还要回BizTower继续对谈,不要吃饱,“八成饱”是日本人的传统习惯,不要浪费。

回办公室的路上,看到一家不错的咖啡店,作为咖啡迷的我跟两位说,“我想喝咖啡,你们等我一下好么?”对谈伙伴说,“当然可以啊,下午要不要换个地方聊?换换心情或许能带来不同的思路啊。”编辑说:“好主意,但这样还要把那些资料都要带过来,是否很麻烦呢?BizTower有没有咖啡厅?”对谈者在那上班,很熟悉:“有啊,咱们就在办公楼的咖啡厅聊吧,我申请下好一点的位子。”

地震那时

13时半,我们到了同样位于22楼的开放式咖啡厅,人很多,大家都边喝边聊,周围还有小图书馆,很舒适。我吃了一块蛋糕,喝着咖啡,跟平时一样,强有力地主张我的观点。我们正在交锋观点时,震感来了。伙伴第一反应说,“噢,加藤君,是否在摇晃?你等等。”我轻松回应说,“噢,是啊,在摇晃呢。东京也有小地震啊,我以为只有我家乡伊豆半岛等地方发生呢,还蛮新鲜的,哈哈。”那一刻,说实话,我还真没把几秒后将发生的大地震当回事儿。

伙伴说,“不,不,这可不是一般的规模,你认真点!”接着,周围突然强有力地摇晃起来。我吓了一跳,从未经历过的震感让我失去了语言,只是抓着桌子等待震感停下来。震感持续了很长时间,至少1分钟,在此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书都从柜子里蹦出来,豪华的灯往人砸过来,玻璃杯等纷纷被砸坏,“音响效果”非常明显。我环顾四围,咖啡厅里,两个打工的女大学生显得很恐慌,双脚都在发抖。还好,她们没用火,否则就麻烦了,火灾和地震往往形成恶性循环。我判断,她俩恐怕没法靠自己避难,我就去抢救,拉着两人的手,躲到牢固的长桌子下面。现场几乎所有人都在这样做。

不出所料,没有人发出带着恐慌的大声。所有合格的日本国民从小学一年级承受的12年防灾训练教育,总算用上了。10年前,我读高二时,在第一学期末的训练上打破过“纪录”:

每一班40名同学坐在教室里,班主任大声说:“地震发生了!同学们开始行动!”紧接着,我们把平时放在椅子下面的安全帽拿出来,戴在头上,躲到用木材做的桌子下面去,深呼吸,等待下一个命令。办公室的校长亲自广播:“各位老师,同学们,我校附近刚刚发生了规模较大的地震,余震还在发生,请保持现有状态,在安全的地方等候。我校所有建筑的抗震性没有问题,所以,请大家不要担心,保持冷静,请等待下一个广播”。过一阵,又一个广播来了:“各位老师,同学们,校办刚接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通知,余震差不多停止了,请大家立即行动,集体跑到学校操场上,各位老师,请配合好,开始!”接下来,一千多名全校生戴着安全帽,跟着班长快跑,从安全通道跑到外面,排着队,全力以赴地跑到学校操场里,每班排成一排,班长点名后,传达给班主任,班主任传达给校长,校长最后宣布:“各位老师,同学们,辛苦了,从我播出指令后到现在,一共用了3分28秒,突破了校内纪录,大家辛苦了!”10年后,我在东京赤坂遭遇“真地震”时,听到的广播内容几乎一样。对于现场绝大多数工作人员来说,那是人生中最大规模的地震,内心不恐慌是骗人的,大家却保持着惊人的冷静。我想,这肯定是练出来的。3月15日,我按原计划回到北京后,接受了大量的媒体采访。中国记者们都很好奇:“日本民众在那么大的灾害面前怎么不乱呢?难道不害怕么?”我回答说,“讨论怕不怕没有任何意义,在大灾害面前,‘不害怕’超出了人类的承受能力,关键是,在充满恐慌的前提下,能否做到保持平常心,理性判断出第一要看哪里,第二要做什么,第三要去哪里。作为一名日本普通国民,我第一次经历大地震,真正亲眼看到了现场同胞的超级冷静与克制、团结与理性。这一切,都是由我们长期练出来的,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互让带来互惠”的精神面貌,对地震发生后的国人心态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一点也跟日本人的国民性息息相关。去过日本的朋友都很清楚,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日本人是靠秩序谋生的民族,无论地铁里还是十字路口,商店里还是公厕里,大家都彬彬有礼,井井有条。为什么?因为,大部分日本人把让步看作利益问题,而不仅是道德问题。少数服从多数,让一步进两步,都深深地刻入到日本国民血液当中。假如一个社会的组成人员在平时或非常时期都能认同“退而进”的观念,秩序就会逐渐产生。亲历灾难后,我发现,地震发生后,国人内心恐慌,但社会却有序的原因,除了经过漫长的教育练出来的平常心外,还有“互让互惠”的国民性。

顺便说一句,地震、海啸发生后,没有一个日本人责怪自然,没有人从“这是天灾还是人祸”的角度看待灾害的发生以及接下来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过程。自然给人类恩惠已经太多,太深,太广了,人类有什么资格责怪自然呢?死亡人数之多,失踪规模之大,避难过程之难,没有人不把它视为人祸。我们有理由,也有义务寻找尽可能有效、和谐地跟自然界打交道的办法。大地震、大海啸、核泄漏形成的史无前例的“复合型危机”,再次让日本人深思到了这一点。在令人悲伤的同时,也令人欣慰。

核的恐慌

“核”这种东西,以国际政治为专业的我,把它看作一种权力均衡的产物,也是一个国家为了维护主权而采用的一种外交武器。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断升级核威慑,维持着相对和平的格局。至今,除了部分国家,没有一个正常国家真正试图使用核武器来恐吓别人、保护自己。人类历史上,核武器只被使用过一次,二战结束前夕,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投射了原子弹。迄今为止,日本是惟一的核受害国。

“核”这个玩意儿,若能和平利用,还是有一定的好处和作用的。何况,世界各国都在谈论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增加核能源的使用,能减轻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京都议定书》的主席国日本始终主张各国必须协调政策,互相减排,使地球更加清洁。日本目前使用的全部能源中,核能大概占30％。按政府计划,2030年前,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增设14座左右的核电站。这说明,日本未来要更多使用核能,以便达到减排目标。

由于核受害国的历史带来的内心恐慌,日本国民在日常生活中、公共场合上谈论“核”问题是小心翼翼的,甚至是一种禁忌。但另一方面,在居民区周围往往也建设着核电站。我小时候住了一段时间的住宅区旁边就是核电站,记得那块地方很神圣,周围很平静,却不好靠近。小学6年级时,有一天我跟弟弟一起练习打棒球,球飞到核电站那边,还打破了玻璃窗户。我以为里面的工作人员会出来找我谈,甚至罚款,但结果什么也没发生。现在回想那时的情景,原因很有可能是,他们不想让外界的人知道里面的结构和设备。

综上所述,日本国民在“核”面前是充满矛盾的,甚至是世界上最矛盾的:惟一的核受害国；对核能源的高依赖；讨论核问题有禁忌,生活周围又无处不在。这次大地震、大海啸造成的核泄漏、核辐射,使日本人在“核”面前的矛盾进一步深化了。

政权内幕

15日离开日本前,我在东京国会附近,跟菅直人内阁的几名骨干人员沟通,共同探讨对策。有一位大臣向我透露说,“说实话,加藤君,那么大的海啸袭击东北海岸,靠近海边的村庄、小镇等全消失了,但核电站依然在那儿存在着,没崩溃,也没瘫痪,这一点能说明,我国的核电站还是能够令人自豪的。”政府官员们也纷纷对我说,“其实,虽然外界人士觉得这次我们没把核泄漏控制好,核辐射将扩散到东京一带,甚至海外,实际上没那么严重,现在的状况比我们预期的最坏的局面要好,形势总算是在控制当中。”我想,接下来,日本政府要避免的是“集体疲倦”。无论是控制核辐射还是安置灾民,真正制定政策的决策者们集体陷入疲惫状态,无法做出理性、正确的判断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政策协调与信息对称也很重要。此次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过程涉及到多个不同部门:内阁、政府、国会、警察、自卫队、经济产业省、文部科学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媒体、非政府组织、志愿者、海外救援队……角色之多使得灾后的重建过程变得错综复杂,“协调”将是核心因素,但同时,由菅直人担任部长的“对策总部”又不能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协调沟通和利益的层面,“落实”才是关键。

史无前例的复合型危机,正考验着举国一致面对大灾害的日本政府和国民,究竟有多大的决心和本事渡过难关?这一切奋斗,已远远超出了日本本身,而为世界关注。各国公民都要思考:地震是会发生的,如果下一个是你,你怎么办?

本文刊登于《南方周末》评论版“大参考”2011年3月24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