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中旬，时隔一年，我又到了河南郑州。从北京飞到郑州，从机场到市内的车上，接待人员给我介绍了“郑东新区”的概念。它将古都开封接壤在一起，作为更广泛的开发区被建设下去。 这位郑州80后女子很自豪地主张，“中原经济区”被视为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重要经济指标。她给我介绍了郑州CBD，看到了国际展览中心，高档的住宅区等，不少高楼还在建设中，房价一平方米平均5000-6000元左右，似乎还有大大涨价空间。她刚刚河南大学毕业，然后开始进河南电视台做记者，她说“许多同学跟同学合租，一人一个月垫700-800块左右吧”。

晚上，参加了豪华的晚宴。所有的干部高官特别自豪，夸张地宣扬河南和郑州。“我们这边的人对经济发展的欲望超过中国其他地区的任何人！”，“河南人口多，市场大，还有地理优势，被国家重视之后，其市场的发展将比任何地方有潜力，迅速！”，“加藤君，你下次来郑州时恐怕不用坐飞机了，北京到郑州的高铁即将开通，2小时就到。郑州-西安已经开通了。”

回酒店后打开电视，看到了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播放着关于“中原经济区”的系列访谈。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正谈河南或中原地带作为“腹地”的战略重要性。胡教授强调，河南作为人口，交通，经济的“腹地”，被国家重视之后，其发展前景非产有潜力，生产的规模和速度会相当有魄力，其经济发展还带着外溢性，务必带动周边地区的连锁发展。

河南这一人口将近1亿的“大省”，近年的经济增长发挥得也不错。2009年全年生产总值19367.28亿元，比上年增长10.7%。GDP继续保持中西部第一，全国第五的位次。但人均GDP依然处于靠后，为19431元。可见，颇有发展的空间。

第二天早上，天没有一年前冷，稍微刮着点风。我打车到郑州火车站之后，溜达溜达寻找一年前和两年前也来过的二马路劳动市场。我吓了一跳，“噢，怎么没有了呢？”这一从全国过来的下岗者自发性组织，并形成劳动岗位应聘平台的民间市场是本地警察管不了的。按道理，超过几百的“劳动者集会”或在某种意义上的“工人示威活动”应该属于违法。我向地方公安朋友打听了一下其合法性，对方回答说，“时间长了，规模大了，我们也管不了，如果我们要强制性地拆迁那个地方，下岗工人们肯定得疯了，有可能造成暴力冲突。我们就只能默认，随时派出城管警察巡逻，维持秩序即可”。

原来市场是位于沿着二马路的，但我怎么观察二马路边上都找不着，靠我从出生至今不变的视力，应该不会看不见。我突然想到，“那个市场是否终于被和谐了呢？”

感到失望，唉声叹气地瞭望四处，在正在建设中的城市高架下面看到了几百人集中呆着的情景。我过去凑热闹，问问旁边小卖部的阿姨，“阿姨你好，请问他们是原来在二马路劳动市场里混的人吗？是不是原来的地方挪到这边来了？”阿姨回答说，“对啊，政府要建新路嘛，工人们就到旁边去忙了。”河南方言，幸亏我也勉强听懂，旁边看到了“施工给您带来不便请谅解”的牌子。看来，政府和工人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市场地点迁移了的。

我去年12月也在FT中文网上写过“另一种民工荒”，对于在金融危机刚刚发生，沿海城市工厂的订单减少，造成大量农民工失去岗位，不得不提前回家形势下的2008年12月与在四万亿景气刺激政策有所奏效，经济稍微回暖，在沿海城市反而出现“民工荒”现象后的2009年12月进行比较之后，发现了三个相同点（人数规模；劳动内容；民工素质）和三个不同点（工资要求；打工地点；应聘态度）。

我从二马路劳动市场“看不见，摸不着”的门口进去，在地面上看到了在白纸上用黑色或红色的笔写着“水电工”；“杂工”；“牛肉拉面”；“护理老人”；“职工食堂”等文字，跟去年差不多。

市场好像没有什么紧张感，大多数人在聊天，打扑克，睡觉，发呆，吃东西等。我过去的时候只有两个从广东那边过来的工厂老板，但其周围的人也不太多。这与2008年12月时的情况大有不同，当时，一旦有什么老板来，就几乎所有人向他冲过去，必定发生肉体冲突。去年缓和了很多，今年更加缓和。

我装着广东的玩具工厂老板，开始跟几名下岗人士们聊天：

“你好，我是在广东经营工厂的老板，你们要不要跟我来？”

“你是干什么的？”

“作玩具的，给欧美品牌加工呢”

“东莞啊，太远了。一个月给多少钱？”

“包吃包住，1800元怎么样？”

“不去，太低了”

“那你说多少钱去啊？”

“最起码2500元”

我走到了另外一地方，开始跟30多岁的男人聊天：

“你好，你在找工作么？你会什么？”

“我是做菜的，你看看这张票，我昨晚刚从北京坐车回来，在北京保安部作了3个月的厨师”

“噢，这样，那里一个月给你多少钱？”

“2300元吧，当然是包吃包住的，我是给30来个人做菜，如果多了，那要多一点”

“2500元，东莞，你去不去？”

“我不去，太远了，不需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而且广东的气候我很不习惯”

这两个男人都是河南农村来的。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其他5，6个男工人也过来悄悄打听信息。我看着反应，明显感觉到他们对工资，待遇，地方等要求正在提高，逐步拥有正常的“劳动权益意识”。我继续跟他们讨论，他们达成了一致：如果要去广东，不管做什么，不给3000元不去。给出的理由也高度一致：“现在中国全国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的工业和产业，根本没必要去那么遥远的地方了。此刻，南方沿海地区已经没什么优势和吸引力了。

说得颇有道理，何况，国家正在追求经济增长结构的转型，从外需性转向内需型，从促进出口到扩大内需，从光靠沿海到开发内地，这些转变做得越务实，这些工人们越不出去，在离家乡尽可能近的地方寻找岗位。“如果我要去广东，我得离开家人，老婆，孩子怎么办？如果能在郑州附近找到就最好了”。

郑州毕竟是全国交通要塞，那里包含着全国各地，东南西北的，但还是河南本省的人最多。他们一律强调的是“富士康来郑州开大工厂了，郭老板现在也在郑州考察呢。将来，要在富士康工作就不用去深圳了，就在郑州干呗，多好啊。”

我观察后比较了一下，在2009年12月与2010年12月的郑州二马路劳动市场上发生的现象和情景上有哪些差别。坦率说，与2008-2009之间的差异相比，2009-2010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二马路市场的地点迁移先不说了，那不证明任何实质的逻辑，不过是郑州要进一步建设工程，自发性的民间劳动市场本身被保留，并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迁移，令人欣慰，仅此而已。

从2009年底到2010年底，那里的人数还是300人左右，没变，说明全国各地还是有着一定数量的下岗者。劳动内容还是那样杂工，做菜，水电等低级内容，没任何进步。民工素质还是很低，里面也有正常一点的，但基本上都是脾气不好的，不讲究逻辑和因果关系的，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和忠诚心的自私人士们。

另一方面，2008-2009之间的不同点在2010年底的时候明显进一步加剧了。2009至2010，劳动者的权益意识进一步增强了。他们所拥有的谈判筹码增加了，不轻易屈服了。这也说明，若不选择，工作岗位还是有储备的。他们更不愿意去远处了，除非工资上有着1倍左右的差别，何况富士康等大企业也纷纷来到中原地带，不管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郑州的工人们将更不愿意出去了。他们的应聘态度也更加宽松了一些，如前所述，有了谈判筹码，人变得更加自信和轻松。

在郑州二马路劳动市场观察了半天，我的总结思考有三点：

一，劳动者权益意识的增强无疑是好事，有利于政府提高最低成本，避免经营者剥削劳动者权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等。不过，我感到担忧的是，他们的意识增强了，但在本事和能力上似乎没有什么提高，而忽视了提高自己可操作的，实际性的能力本身。让我突然想到在城市谋生的独生子女——80后们，其特征是：总有话说，毫无妥协，说三道四，天天抱怨。

二，中国劳动市场将进一步往多样化和分散化的方向前进，全球经济和全国经济的特点是，一切都以最低成本做最高质量的产品为宗旨，为此，用哪里的原材料，在哪里生产，向哪里销售，用哪里的人，用什么语言，都不重要，无所谓，各国政府为此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各家企业为此开发应有的有效途径。我不是反全球化或反全国化主义者，但在离开二马路的时候想到：每一个地方用自己的原材料，用自己的人，用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土地，用自己的信息，用自己的技术，用自己的资金，卖给自己的人，给自己的政府纳税，给自己的人民反馈，难道不是节省了所有“中间成本”的，最高效率的经济模式吗？当然，这种完美无缺的原始经济往往是做不到的，但假如能做到呢？郑州以及河南这一城市的谋生状况不得不让我想到这一完美无缺。

三，那次我遇到了一位给企业家提供培训的赢导力策略家。他是台湾人，2003年进入大陆创业，竟然把第一开办城市设置在郑州这一中原二线城市。我问他为什么，他很自信地说，“我要培养的是优秀的企业家，从教育和商业的角度看，河南这个地方非常有潜力，人口多，教育水平也高，人们很有积极性和向心力，消费欲望和购买力也必将不断增强”。

“中原经济区”的构想绝不是梦想，而是实实在在给河南人民带来果实的战略思想。作为一名来自海外的中国观察者，我很明显感觉到，金融危机发生前，国家原来过于，甚至盲目重视的是沿海大都市和西部大开发，它是畸形的思维，缺乏战略平衡。而各种腹地集中“等待”的中部地区反而被忽视，现在，国家开始重视了。十二五规划的元年——2011年有可能是其开端。

我曾在外国的小说里看过，在中国，河南人是被全国人民看不起的，大家觉得河南人不文明，落后，野蛮。我本人来京后确实也感觉过，与其他地方的人相比，河南出身的人好像不太愿意正面表明自己是哪里人。不过，日本农村底层出身的我很清楚，曾经被鄙视，忽视，甚至忘记的人群，终于享受到了足够的重视时，其自卑感变成自信和动力，全力以赴地去发展自己，提高自己。

我想，在“中原经济区”的思想引导下，河南这块地，中原这块地必将崛起。二马路劳动市场的工人们又走向何方？至少肯定的是，下次我从北京来郑州时，恐怕要做高铁了。

本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