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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前,日本和中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之前,两国合理利用了以基辛格博士的秘密访华、尼克松访华为象征的“中美靠近”,搭了便车,甚至比中美早些地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是1972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邓小平对日进行跨时代意义的访问,为两国政治关系的稳定、经贸关系的繁荣以及人文关系的复兴奠定了历史性基础。中国正好进入改革开放的初期,他访问日本,其中大动机是:了解现代化,学习现代化。他正参观尼桑工厂的时候,不知不觉漏嘴:“这就是现代化”。访日期间,邓小平带着女儿邓榕。目的无疑是给自己喜爱的女儿了解什么是现代化,两个人还共同感受了新干线的美味。那个时代,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带自己的子女访问外国属于极为罕见。

32年前,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亚洲国家中首次实现了所谓现代化。中国刚摆脱文化大革命两年,经济水平滞后。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中国制定改革开放方针后,日本政府立刻决定向中国提供ODA(政府开发援助),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促进两国经贸联系,日本对华ODA政策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双赢的。1979年至2008年,日本总共对中国提供了约2248亿人民币的有偿、无偿以及技术援助。

日中追求的是站在世界利益高度的共同利益。无论是市场、资金、劳动力、资源还是技术需求,两国自身带有的“互补性”是世界上,甚至历史上属于极为罕见。当今日中关系是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最多、最深、最广的社会关系。之所以说“社会关系”,是因为今后的两国关系必须带动广泛民间交流的活力和持久力,而这一点往往是在社会纬度上的碰撞。

下一个32年该怎么走?

日本成为中国第一贸易伙伴;日中环保、节能合作成为两国最大商机;两国建立“半同盟”关系,来应付美国的单边主义给世界带来的负面要素,并平衡东亚地缘政治的权力格局;以经贸合作为主的东亚共同体已经建立,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税除了日本的农业依然保持顽固态势,都基本变为“零”,迎来前所未有的经贸、文化、人际来往;人民币已经变成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东亚共同体机制内各国基本通过“亚元”进行交涉和结算;日中某方的国内政治出问题,陷入生存困境;全球经济彻底变“平”,中国,日本这样的主权边界概念本身变得没那么重要;钓鱼岛风波告了一段落,实现软着陆,大家都明白那块岛屿是怎么回事,并为“共同开发”为目标,坐下来,展开对话与谈判;在日本面临空前老龄化社会的严峻形势下,大量中国劳动者流入到日本,并占日本生产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一;东海油气田合作有所奏效和成果,两国已经不搞“零和博弈”,东海逐步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两国技术工每天在友好气氛中“共同开发”;中国的对日游客每年超过1000万人;日本在华企业超过5万,雇用着5000万的中国员工…

未来32年,两国将迈向更加“对等”的关系。这与32年前“给予和索取”的关系极大不同,是完全站在对等的立场,在多层领域进行各种各样的讨价还价。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的现象将纷纷出现。“世界上没有一家买不起的公司”。中国面临的困难不是“没有钱”,而是“怎么分钱”。“企业收购”是相当现实的组织行为,只要双方的利害关系一致,就务实地落到实处。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国家的面子是次要的。

未来32年,如何处理好东亚“两强”格局则是两国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就像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过的那样,在东亚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和日本“同时”强大的局面,史无前例。古代到近代是中国强,日本弱。近代到20世纪末是日本强,中国弱。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日本,坦率说,出乎意料,两国各界人士格外平静地看待这一地位转换。中国在综合国力上重新崛起,日本除了在经济领域继续发挥影响力外,也将在政治、文化等其它领域也提高影响力。两国政府和民众如何正确认识对方,客观定位自己,并解决“自我认同”的过程呢?

未来32年,日中关系将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两国关系。两国正在面临着领土争端、能源博弈、地缘政治、美国因素等现实中的战略困境。两国正在也不得不慎重对待以撞船事件为代表的领土风波、毒饺子事件等为代表的,来自民生层面的食品安全问题,即突发事件。它不仅难以处理,还容易煽动民族感情,假如两国排他性民族主义互动起来,使得两国舆论陷入恶性循环,绑架政府对外政策的原则和弹性,就麻烦了。

不要过于悲观,应该保持谨慎的乐观。日中关系在未来32年的时间里共同迎来摆脱陈旧观念和失败经验的,真正的“共荣”格局也不是不可能,应该把它视为现实中的命题。经贸、人文、金融、环保、能源、人才、科技、体育、研发、军事、地区合作、政治、留学生、宇宙开发、城市建设等方方面面,假如两国能够积极而耐心地扩大合作领域,踏实而多面地展开交流,将是多大规模的合作体呢?

东亚共同体这一“现代版乌托邦”的建立绝离不开日中的和谐相处和有机合作。两国各界人士能否为此坚持不懈地付出心血,做出努力,一路向北呢?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一步步深化,扩大的当今国际关系中,同样扮演负责任“利益攸关者”,谋求同舟共济的地区大国——日本和中国又如何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呢?它既是研究课题,也是时代使命。

1978年曾是起点,2011年是个拐点,2042年将是什么?

此文刊登在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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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

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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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本科,获2006年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 前任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精通中日英三种语言,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2003年来到中国后至今,作为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参加过的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有五十多个。作为评论员、嘉宾、作者参加过的中外媒体活动共有五十多个。 著作《产学联合之路-中日产学论坛》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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