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华盛顿国际机场乘坐土耳其航空的航班，10多个小时后，抵达伊斯坦布尔时已经是傍晚了。因为第二天早晨要从位于亚洲一侧的另外一个机场飞往首都安卡拉，我就决定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亚洲一侧的Kadikoy了。

　　很有意思，在伊斯坦布尔人看来，自己的家乡明显是分为欧洲一侧（EuropeanSide）和亚洲一侧（Asian side）的。一座城市容纳着欧洲和亚洲两个大陆的情况已经极为罕见。而起着把两个大陆“分开”之作用的则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海峡之一的它，既是伊斯坦布尔的象征，也是伊斯坦布尔人的骄傲。当然，对于大多数当地人来说，它更多意味着生活和记忆，在连接老城和新城的Galata桥上钓鱼的市民的表情，我能感觉到这一点。我这次随身带的一本书是伊斯坦布尔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之英文版（中文版落在北京书库了），他在第六章结尾写道：“我时刻在想，生活不全是坏的。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总会沿着博斯普鲁斯散步。”我从他的书也了解到，博斯普鲁斯在土耳其语里指着“喉咙”，意味深长。

　　伊斯坦布尔早就成为了与国际上120多个城市有着直飞的国际大都市和世界级的交通要塞。我在安卡拉见到了老前辈、日本驻土耳其大使横井裕先生，他给我介绍说，“你知道我国公民很喜欢去拉丁美洲旅游是吧，原来，他们是在洛杉矶或迈阿密专机，现在不一样了，就是在伊斯坦布尔专机，这样更方便，廉价。”

　　在伊斯坦布尔的老城和新城溜达溜达，游客实在是太多，来自欧美的、日本的、韩国的、中国的、东南亚的…欧洲一侧似乎彻底变成了“为游客”的空间，价格、服务方式、标志等。

　　看看我的一些消费，我住的奥斯曼帝国酒店一晚100美金，这个还行，地理位置相当不错；我去的土耳其式桑拿，加搓澡和按摩（虽然搓得和按得都不怎么好，服务员还主动要求小费）50欧元；在酒店楼下吃的土耳其式肉饼（里面加了牛肉、菠菜、奶酪）10美金、在土耳其著名的甜品连锁店MADO吃的一块蛋糕和两倍红茶10美金。

　　在安卡拉相识的一名政府官员对我说，“这些年，土耳其人的生活越来越困难，物价攀升，收入减少。”近年，土耳其的通胀现象很突出，比如今年2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7.5%左右。

　　不过，与上次访问土耳其的2010年相比，这次让我感到明显不同的是其汇率，那个时候1美金等于1.5里拉，而现在是1美金等于2.6里拉。汇率的暴跌意味着进口货的高涨，对于长期遭受“贸易赤字慢性病”的土耳其的老百姓来说，它是灾难。根据土耳其政府的统计，2013年，土耳其的出口额约为1500亿美金、进口而约为2500亿美金。对于老百姓的日子来说，祖国正在成为越过越贵的社会。

　　我询问了一下那位官员，“在今天的土耳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每当行走到一个陌生的社会，都会故意这样泛泛地向当地朋友发问，为的是让对方从自己的角度和意识表达看法。

　　“还是经济问题吧。目前的通胀和汇率使得本国经济更加严峻。更严重的是经济基础的薄弱，看看制造业。土耳其的原材料很丰富，也有自给自足的传统，却始终没能创造很好的制造业”。据统计，2013年，土耳其产业的57.3%为服务业、23.5%为工业、7.4%为农业；人均GDP约为1万美金：经济增长率为4.0%；失业率为9.7%。

　　有些惊讶，我以为，他会说出“地缘风险”。

　　土耳其跟8个国家有着路上的边界线，其中包括最近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最近在美国舆论上受关注的三大国际新闻在我看来是“伊斯兰国”问题、伊朗核问题、乌克兰问题。而土耳其的地理位置是被这三大问题战略性地“包围”的。即使土耳其社会维持着整体的稳定，也动不动就可能被外界的变数和风险卷进去。

　　在安卡拉，到处都能看到叙利亚难民，尤其是街上坐着乞讨的妇女和孩子（在伊斯坦布尔也有，但我无法识别她们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而不是土耳其当地穷人）。据联合国的统计，在土耳其，叙利亚难民有约150万人。2014年，接收难民最多的前三名国家为德国（17.3万人）、美国（12.1万人）、土耳其（8.7万人），然后是瑞典和意大利。而去年土耳其接收最多的难民来自伊拉克。

　　我原来盲目以为土耳其社会是相对安全的。但听到，并感受到与难民相关的信息和状况，感到有些恐惧了。因为，我出生至今一直度过与难民无缘的日子。日本社会一般不接收难民，日本人也一般不会成为难民。一般不会有人向中国逃亡，除了朝鲜“脱北者”，我也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接不接收难民，虽然该党“允许”本国公民向海外“逃亡”。

　　使我感到恐惧的，就是潜伏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的“伊斯兰国”情报人员。我注意到，他们在网上传播“伊斯兰国”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并邀约那些思想激进的年轻人到小一点的清真寺的某角落，加入“伊斯兰国”。这些情报人员定期不定期地带着那些年轻人，专门选择没人管的边境，直接到叙利亚或伊拉克。

　　“有一次，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决定加入伊斯兰国，带着两个15岁和13岁的儿子前往叙利亚。但这个男子在安卡拉有大量贷款，路上被有关机构抓走了，结果，只有两个男孩儿抵达伊斯兰国，现在孤身奋斗”，一名消息灵通人士在安卡拉对我说。为了准备战斗资金，那些情报人员在土耳其也进行毒品交易。在土耳其，与美国一样，带枪是合法的。“在安卡拉的老城，一到晚上，治安就变差，黑帮不少，有时在泡吧等听到枪声”，他说。

　　这些都是在离我不那么远的地方发生着的事情。毕竟，日本同胞刚被枪杀不久，我没有赴往离叙利亚、伊拉克等边界近的，所谓危险的地方。但即使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城市，我感觉到了土耳其社会的光面和影面，即表面的稳定和安宁无法掩盖背后的复杂和恐怖这一真实。

　　（二）

　　在我走进的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以及与保加利亚、希腊的边境城市埃迪尔内的旅程中，与叙利亚难民和伊斯兰情报人员的泛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味道的淡薄和中国气息的稀少。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有关人士们都住在安卡拉，还有一些拥有政府背景和关系的商人也应该不少。但这些与上层建筑相关的人在异国他乡往往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他们至少没有融入当地社会。

　　安卡拉没有唐人街，就没有华人在当地生活的气息。唯一让我感到“中国”的是，一个日本人带我去的中国餐馆，叫五羊酒家。据这位在安卡拉工作生活的日本人的说法，这家中餐馆在安卡拉是唯一由中国人来经营的。我们点了它的招牌菜之一“牛腩拉面”，约5美金，量蛮大的，比较地道，使我回念了北京的胡同和时光。吃完饭后，我用中文问女老板“你们餐厅开了多久？”她用很标准的普通话回答，“20年了”。

　　从安卡拉返回伊斯坦布尔，这次我选择了坐去年开通的高铁。全长533公里，其中158公里路段由中国铁建、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以及土耳其两家公司负责承建。可以说，现在仍在扩建中的土耳其高铁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一个象征。

　　票价跟飞机差不多，约35美金，经济座和商务座也差不多，我就选择了商务座。车厢内干净、简单、安静、整洁，提供饮食，有的乘务员会英语。时间为4小时左右，我一直顶着时速，在150-250公里之间，比中国的高铁慢很多。

　　高铁的速度在我眼里象征着中土两个民族的性格差距。

　　保持自我、缓慢节奏过日子的土耳其人似乎也不在乎时速多少。土耳其的90%以上的人信伊斯兰教，但经过长达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构成和来源是相当丰富而多元，地区差距也大，地缘风险也多，因此，做一个决定，推一个事情，都要经过许多方面的考虑和协商，其社会运营就很自然地快不起来。

　　抵达伊斯坦布尔，在市区内的街上遇到了中国游客，也看到了不少中文字幕，比如“中文服务”、“XX旅游公司”类的。我在街上走路，那些拉客的哥们儿们基本都用“你好”给我打招呼，说明亚洲游客里中国人所占得比例越来越大。

　　游客归游客。伊斯坦布尔也没有唐人街。有“长城饭店“等中餐馆，却始终找不到华人在当地扎根生活的气息。

　　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城市有唐人街，即使没有，在很多国际大城市里，华人圈子的影子往往是无处不在的。而为什么土耳其没有？我坐在位于亚洲一侧的Uskudar码头的公椅，望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围绕这个问题胡思乱想。

　　初步总结，或许有着三个层次的原因。

　　第一，在土耳其，大多数人信伊斯兰教，清真寺到处都有，礼拜的广播无时不有。人们不吃猪肉，店铺不卖猪肉。虽然中国也有穆斯林，但毕竟不是社会上的主流，那些汉族出身的普通中国人在名副其实的“伊斯兰社会”里恐怕很难生存下去。

　　第二，作为古今东西的交叉点，土耳其的民族实在太深渊，长得像欧洲人的、像阿拉伯人的、两者混在一起的…我是觉着，不仅是中国人，包括日本人和韩国人，我们亚洲人在土耳其那样民族结构太深渊复杂的社会是很难证明自己的存在感的，也很难找到自己的归属感的。

　　第三，就是上述的地缘风险。围堵土耳其社会的内外风险实在复杂，还日益变得严峻。想想，一个河南商人宁愿到共产党统治下的新疆维尔地区打工，不会选择高度陌生，捉摸不到生存前途线的土耳其的某角落打工。

 

　　本文刊登于香港凤凰周刊2015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