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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发生后,陷入低谷的外国人赴日游最近逐渐复苏,来自欧美、韩国、台湾等游客人数已经恢复到灾前水平。中国游客人数也在慢慢恢复,但从其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以及政府对中国个人游客赴日签证放宽等现状看,恐怕不是特别理想。”
        9月11日,灾后半年的纪念日之际,日本观光局一名高官在东京对我说。
2011年5月21至22日,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日本,先赴重灾区,与当地灾民们进行交流,然后出席中日韩首脑会议。与温总理交流的这位高官跟我分享感想:“温总理对我们说,中方准备通过促进观光事业支援日本的灾后重建,并对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观光交流给予高度的重视。”
        据他介绍,温总理回中国后,中国旅游局局长立即率领100多名有关人士访问日本,与日方同行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交换意见。日本观光局北京代表处所长回顾当时的情况对我说:“温总理和旅游局局长访日,其政治意义相当重大。紧接着,中国传媒界,尤其是官方媒体改变此前态度,开始积极关注日本观光业。不少媒体来采访我,进行相关报道。此前,他们是很冷漠的,中国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国家。”
        综合各方面消息,大约从6月份开始,中国游客的赴日情况得到较为明显的改善,但大部分都是少数或个人游,而个人游客的八成以上属于首访。日本政府正在探索“如何才能使他们再访”。另外,受到“核恐慌”影响,大规模的团队游和中学生的修学旅行“始终处于低迷状态”。
        我在东京参加“日本观光业复苏战略会议”时,国会议员、地方官员等就灾后回祖国去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在农业、水产业、纺织业等产业进行研修的年轻人至今仍然‘不回来'的状况唉声叹气,并对我打听:“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其它国家的留学生、工作人员都早就回来了,他们过得很好的,除非住在离福岛核电站20公里以内的地方,对人身没有任何伤害。怎么仅有中国留学生这么消极呢?”
我回答说:“我认识的大部分年轻人是愿意回来的,他们对日本有感情,希望能够与日本国民共度难关。要命的是家长,中国家长舍不得把孩子放走,非要干涉或溺爱不可,严重不利于孩子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当然,这也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今后政策如何放宽,也与物价、房价上涨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状况息息相关。我想,前景不容乐观。”
        至于“如何重新吸引中国游客和留学生赴日”这一战略议题,我在内部会议上提倡“官民一体”。
首先,中央政府必须做到主动传播能够使外国游客放心的信息。与核辐射相关的信息尤其关键,政府发言人必须不断应用各种最新数据证明“日本是外国人宜居、安全、人性化的社会”。
        其次,作为行政上的支持,政府也应该逐步放宽签证限制。2011年9月1日开始,中国个人赴日游签证之门槛进一步放宽,把2010年设定的“富裕阶层,有一定经济水平,在政府机关或大企业工作的人能在日本居留15天”改成“有一定经济水平(大约年薪10万元以上群体)的人可居留30天”。相信,这一门槛今后继续放宽下去。
2010年,中国人访日人数为141万次(韩国244万;台湾127万;美国73万;香港51万),相比之下,日本人访华人数为332万次(韩国人为320万次)。随着日本政府放宽签证政策,中国赴日人数必将递增,两国间的“互访”达到均衡将是时间问题。另外,2009年10月,在鸠山由纪夫首相和前原诚司国土交通大臣的主导下,内阁成立了“观光立国推进本部”,把观光定位为日本经济成长战略的核心领域,并提出“外国人访日人数3000万”的宏伟目标。政府把时间表设定为“2010年1000万、2013年1500万;2016年2000万;2019年2500万;2025年左右3000万”。据观光局统计,2010年访日外国人次数为861万,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地方政府该做什么呢?这些天,我赴外地参观,考察日本地方城市的旅游现状。我再次发现,日本社会是充满多样性的、观光资源相当丰富的公民社会。
        从东京站乘坐1964年开通的东海道新干线,在京都换乘前往奈良。这两座代表日本的古都之间仅有半小时的距离。从奈良站出来就碰到了野生的小鹿,这些小鹿不怕人,完全融入了奈良市的城市。我眺望四处,大大小小的寺庙林立,包括东大寺、药师寺、唐招提寺、兴福寺等,氛围与关东地区完全不同,当地人热情,好客。
我入住的“奈良酒店”,是奈良最古老的传统旅馆。我早上要到旁边的奈良公园与小鹿一起跑步,但不知道怎么走。年轻的女服务员就主动陪同我,亲自带我到公园。我有点担心,问她:“你会不会耽误工作,没事吧?”她说:“没事,我也很开心,咱们好好参观吧。”
        退房离开酒店时,针对我一名游客,酒店五名骨干工作人员都走到门口,直到我坐的出租车消失之前,他们始终以45度的姿势鞠着躬。这令我感慨,日本最大的观光资源还是人,还有由人提供的贴心服务。这一点与占日本国土60%的森林和环绕岛国的大海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晚上,乘坐火车返回两天前路过的京都。京都比奈良繁荣很多,折射着国际大古都的风格。我从京都站出来打车,去东山区八坂神社附近的小旅馆入住。住一晚1万日元,含早餐,卫生间是共用的,这是一家位于小丘上、有着京都传统风格的旅馆。老板介绍说:“欧美的游客最多,他们被日本传统风格所吸引,尤其喜欢榻榻米和温泉,还有日式早餐,他们也很喜欢吃纳豆。”
        我第二天参观的银阁寺实在太优美,文明14年(1482年)由室町幕府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建立,叫东山殿,至今通称银阁寺。当天,碰到了不少外国友人。大家被传统的日本文化所吸引,集体感叹说:“Beautiful!”“Incredible!”这令我自豪,银阁寺反映出日本人自古以来坚持的生活方式与精神文明。
        离开京都,再次乘坐东海道新干线,前往我的家乡伊豆半岛,在三岛站换乘“伊豆箱根铁道”,到达伊豆长冈,入住著名的“古奈别莊”。温泉、日式建筑、庭园、榻榻米、还有服务,作为伊豆人,我为家乡感到自豪。
旅馆的老板娘竟然是我的小学校友,虽然比我大40岁,年龄上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我们能聊到一起。我们用伊豆方言聊天,她对我说:“我只有一次接待过中国游客,几位显得很富裕的女性来集体旅游,最近少了很多。随着灾后日本地方城市不景气状况进一步恶化,观光业受到巨大打击,从业者不得不以‘低价牌'展开竞争。但这样不好,我们是从事高端服务业的,不能以低价来牺牲质量,你说呢?”
        我完全同意,无论是家电、汽车,还是旅游业,日本要打的不是“低价牌”,而是真正的“品牌”,无疑是由服务、维修、环保、健康、人性化、耐用程度等各方面的质量组成的Made In Japan。
突然想起上次跟佳能公司经营者聊天,他跟我分享决心说:“三星当然很厉害,人家税收也低,日本税收很高,劳动成本也不低,我们不能跟三星打价格战,我们要追求的,哪怕昂贵一点,我们数码相机的质量必须世界第一,必须最为耐用。”
        我跟地方政府官员交流时表示说:“你们应该积极邀请中国记者、导演等访问参观,他们对日本乡村风俗文化特别感兴趣,无论是做专题报道,还是拍一部电影,日本的观光资源一定能够令人满意。”
完成地方考察,回到东京,顺便去参观著名电子街秋叶原。所有家电店都有会讲中文的人员,中国消费者还是巨多,一次购买力相当强。从JR秋叶原站出来,就看到了很显眼的问讯处。一位中年女员工正在进行贴心服务。我在旁边观察10分钟,日本游客、欧美游客、阿拉伯游客、俄罗斯游客、中国游客等纷纷过来,打听“某某店怎么走?”“这里能用银联卡吗?”“有没有存包处?”等等。
        那位女员工相当熟悉业务,拿着地图和海报,精通日文、英文、中文,基本属于母语水平。我过去偷偷看了下她的“名牌”,她姓王。
        本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1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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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

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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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本科,获2006年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 前任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精通中日英三种语言,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2003年来到中国后至今,作为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参加过的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有五十多个。作为评论员、嘉宾、作者参加过的中外媒体活动共有五十多个。 著作《产学联合之路-中日产学论坛》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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