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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家社交网站上的一则网络调查引起了我的兴趣。在这个题目为“中国最神秘的部门,你认为是?”的调查中,投票率最高的是“有关部门”,为92%;“特别人类研究中心”为4%;总参情报部、国家安全部、小卖部为3%;城管局为1%;文化部为0%(参与投票人数7万左右)。

尽管这个投票可谓“纯属娱乐”,有些戏谑的意味,但也可从中看出,老百姓对反复出现的“有关部门”有一定的成见。所谓“有关部门”到底有多神秘?我平时在写作的过程中,根据选题,经常给中国“有关部门”打电话咨询状况。但说实话,几乎从未获得过让我满意的答案,许多回我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我不知道你要了解的情况,问问有关部门吧。”如果我接着问:“您说是哪一个部门?”对方十有八九会说:“这个我怎么知道?”令人哭笑不得。

但其实冷静下来仔细思考,就能发现,“有关部门”本身一点也不神秘。尤其从新闻报道的角度讲,保护“消息来源”是再正常不过,再应该不过的了。随随便便暴露“据加藤嘉一透露……”绝不符合职业道德和精神。因此,无论哪个媒体,向观众、读者传出的“据有关部门”、“据有关人士”等说法是严格遵守职业规范的结果,并不值得从神秘性的角度进行任何讨论。

不过,据我所知,中国部分媒体人士最近有意或无意中使用,甚至恶用“有关部门”。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必须保护消息来源的同时,尽可能公开消息来源也是符合职业精神的。比如,关于中日外交的敏感问题上,日本一家报纸的记者获得了独家消息,他当然不能向读者,甚至编辑、主编等同事暴露消息来源,但既然是与外交问题有关的,那就不应该简单地处理为“据有关部门”,而应该站在尽量满足读者知情权的角度出发,处理成“据日本外务省有关人士”或“据日本外务省某干部”,毋庸置疑,此报道中看不出具体消息来源是个前提。

“有关部门”出现得太多,老百姓也似乎有些麻木了。至于极为聪明的中国网民嘲笑“有关部门”这一提法的原因,我认为,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众所周知,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很复杂,中国人往往从血缘、地缘、学缘,而不完全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处理工作上的合作关系。比如,一个原则上不接受媒体采访的高官突然接受一位记者独家采访背后可能存在着一种血缘关系,“谁谁谁是谁谁谁家亲戚”。一所高校录取一个并不符合条件的学生背后往往存在着谁介绍、推荐等关系网。而这一过程往往基于“公开的秘密”或“不能说的秘密”来运行,所以,不仅是媒体人,还有普通老百姓也无法公开表明消息的来源、关系的内幕以及事实的真相。在这个意义上,大家过于对“有关部门”保持敏感性跟日语里说的“保身”(保护自身的权益)密不可分。

可想而知,“有关部门”的蔓延也必然牵涉到中国的部门确实太多,无法从职能分工的角度判断或确定这一事务由哪一家部门来为人民服务的现实困境。除了为写作向政府部门咨询信息之外,我平时办手续——出入境签证、学校成绩单、银行卡、家电维修、公寓门卡等时候,也真伤脑筋,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或窗口去申请,向哪个电话号码打听。作为其原因,有时没有任何明文化的信息公开,有时打听了也未能满足信息需求,反正,在中国了解任何一个消息,办成一件事都是不容易的。这与如前所述的“有关部门”不无关系。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有关部门”能够褪去神秘面纱,不再成为“难言之隐”或者推托之辞。

此文刊登于《环球时报》2010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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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

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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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本科,获2006年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 前任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精通中日英三种语言,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2003年来到中国后至今,作为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参加过的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有五十多个。作为评论员、嘉宾、作者参加过的中外媒体活动共有五十多个。 著作《产学联合之路-中日产学论坛》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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