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的早晨，刮风令人很难受，温度在0度左右。从郑州火车站出发，溜达了大概1公里，找到了集中招聘下岗或失业者群体的场所。

数了一下，大概有300个应聘者，有男的和女的，老的和年轻的。听大家说话，口音五花八门。每个人把一张白纸放在地上，用红色或黑色的水笔写着“求职”；“四川火锅”；“杂工”；“我会做烩面”；“精品烧烤”；“大众炒菜”；“工厂职工”；“专业装修”等等。他们一边站着聊天，一边等着老板们不通过中介公司，直接来招聘。

这个地方叫“郑州二马路劳务市场”。本地公安介绍说：“毕竟说是个‘市场'，是因为民间自发，而不是由某些部门组织起来的。二马路应该是全国最大的民间劳务市场之一吧。政府、警察也管不了他们，连这市场都要由我们管制或关闭，那肯定遭到民间的抗议，我们只是偶尔过来巡逻一下，维持秩序嘛”。

一年四季，除了春节当天或前后日子之外，基本上都能看到几百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失业者。我跟他们交流，有青岛的、成都的、福州的、安徽的、贵州的、河南农村的、甚至北京和上海的。或许，是因为郑州这一位于中原地带的省会城市是个交通上的要塞。不管去哪里，许多流动人口都要路过郑州。不管是“北漂”还是“南漂”，找不着工作，无可奈何，唉声叹气的民工们都“被”停留于郑州。

其实，我去年春节前也来过郑州，以及二马路劳务市场。当时，我采访了遭受全球金融危机，从深圳、东莞等依靠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地区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后来，农民工的提前返乡以及中国经济的复苏加剧了所谓“民工荒”现象。自从2003年以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金三角等中国经济发达地区所出现的民工大量短缺，特别是一线工人的减少始终影响着企业的生产和经营。

在这里，我不展开讨论造成“民工荒”的原因。产业结构有待升级；农民工的综合待遇有待提高；农民对低级劳动的认同度正在下降；中国二元经济有待改进；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市场正在扩大；农副产品、粮食价格以较大的幅度逐渐上涨等。“民工荒”无疑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合理性及结构性矛盾造成的必然现象，更是在“调结构”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不可避免的战略环节。

一年之前，我在二马路采访到的绝大多数民工都清一色地说：“公司订单少了，我没活儿干了，老板说可以提前回家，但不保证过节后还会不会继续雇用我，实际上就是被炒鱿鱼了。所以回家之前一定要找好节后的单位，否则一家人没饭吃了”。我不知道那些采访过的，拼命保证接下来一年全家温饱问题的农民们后来有没有找到工作。我也不知道媒体大力报道的“民工荒”现象促进了农民们获得岗位，还是他们根本没掌握好来自舆论的基本信息。

过了一年，一年前的二马路和今天的二马路，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有哪些变化。毕竟，两者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劳动市场形势有所不同，相对来说，前者是劳动力过剩，后者是劳动力短缺。那么，这些不同是如何反映在二马路这一全国领先的民间自发性劳动市场呢？据我观察，那些应聘者的表情和言行上看到了三个相同点和三个不同点。这不是自上而下，严格意义上的统计数据，只不过是在那天现场里观察到的，主观而局部的认知而已。

先谈谈相同点：

首先是，人数规模。在那里展开应聘的人数没什么变化。我记得上次有300-400人，这次也差不多。毕竟不是政府组织，所以它比较真实反映现实上供应与需求之间的关系。“人数基本不变”意味着，下岗或失业人数或比率基本也没什么变化。不管媒体怎么报道，企业怎么需求，形势怎么变化，还有大量来自地方、农村的劳动者是没有工作岗位，而陷入生存危机的。

其次是，工作内容。那些应聘者们主张的拿手工作基本上都是在餐厅、工厂、大厦等地方做炒菜、装修、清洁等低级性劳动。在市场里几乎看不到中等级别以上的知识导向性的类型，比如电脑维修、技术员工、公司财务等。可见，具有中等或高等以上的技术人员似乎能够以相对正常的方式应聘，也许许多人已找到了岗位。而天天在二马路展开游击战的，真正没找到工作的人是缺乏能够吸引企业老板们的知识和技术。

最后是，民工素质。这点跟工作内容密不可分。那些民工们的素质明显很低，不具备什么礼仪和理性。大多数都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初中或高中毕业，普通话讲得也很不标准，无法充分沟通，他们认为自己是个社会的受害者，而不追求自我成长，很情绪化地，没什么针对性地对待事业。事实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除了父母，妻子，还有几个即将或正在上学的孩子，应该说，他们的生存压力比城市大很多。

后谈谈应聘上的不同点：

首先是，工资要求。与去年相比，他们对招聘者的要求严格了一些。我也伴随了几场两者之间的谈判现场。去年看到的情况是，“我来自上海，在找装修人员，你会吗？月薪1200元”；“我去，马上跟着您就去！”。而今年看到的情况是，“我来自北京，在找川菜厨师，你会吗？月薪1500元”；“北京啊，工资又这么少，我不去…”；“那你说月薪多少？”；“最低2000，我之前在广东的餐厅是月薪3000元呢”。

其次是，打工地点。这点让我感到有趣，发现许多人不愿意去北京、上海、广东等沿海大城市，说那边消费高，老板不靠谱，生活压力大。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赴往消费不那么高，节奏不那么快，生活较稳重的中西部中等城市，比如郑州、成都、武汉等。据他们经验，沿海的大城市与内陆的中等城市老板给的工资差不了多少，从综合待遇看，沿海比内陆也好不到哪去，甚至更恶劣。

最后是应聘态度，比去年相比，今年应聘者们看待现实的态度似乎乐观了一些。我记得，去年的二马路，整个市场充满紧张、迫切的空气，不同的应聘者之间经常吵架，打架。竞争，甚至战争氛围相当浓厚，毕竟来招聘的老板也很少。但今年更多看到的现象是，应聘者之间以较轻松的表情聊天，甚至合作起来，分享信息，共同努力找到岗位。老板来了，他们也先了解对方的需求何在，然后较冷静地判断老板提出的岗位对自己合不合适，相互让步，而不野蛮式地抢岗位。

以上六个方面似乎都是中国政经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体现的则是积极的变化和消极的持续。

离开二马路之前，思考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些农民工是不是合格的信息掌控者？在网络信息化时代，招聘者与应聘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应该比过去少了很多。但他们有没有合理的渠道去掌握那些招聘信息？对此，我持有怀疑。另一个是，这些农民工曾经有没有接受过合格的培训过程？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的时代，倘若应聘者，尤其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没有接受过合理的知识或技术培训，招聘者与应聘者之间的供应与需求关系将导致严重的失衡。对此，我持有担忧。

其实，信息和培训是日本政府有关劳动部门最为重视的两大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与民间的企业、教育机构合作起来，向全国各地，所有城市的失业者、转业者、刚毕业者以及残疾者提供名叫“职业安定所”和“职业训练所”的服务。前者实际上是招聘者与应聘者之间的中介功能，这一政府部门向双方利益攸关者提供招聘和应聘的信息。所有日本国民都有权利免费享受这一服务。后者则是在掌握劳动市场及招聘机构的需求信息的基础上，给应聘者提供培训。时间从1个月就有，长的话有半年，甚至1年的。领域也很多，农业、机械技术、会计、医疗、福利、中学老师，甚至政府公务员等。一般来说，参加培训是需要报名和面试的，但一旦通过，不仅免费享受服务，还可以在培训期间拿工资，保证生活没问题。

本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09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