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21日是青海玉树地震全国哀悼日，为的是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青海玉树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作为来自地震频繁发生的日本伊豆半岛出身的亚洲人，我谨代表个人，为玉树地震遇难“同胞”深表哀悼。

截至月21日17时，地震造成2183人遇难者。“4・14”青海玉树大地震发生之后，抗震救灾工作依然紧张中进行，而“灾后重建”这一自从“5・12”四川大地震以来已经熟悉的事宜已经同时提上议事日程。

21日，青海省政府召开玉树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工作会议，青海省省长、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指挥部总指挥骆惠宁提出，青海计划将用5年时间建设一个新玉树：确保3年时间完成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再用2年时间，把玉树州首府建成高原生态型商贸旅游城市、三江源地区的中心城市和青藏高原城乡一体发展的先行地区。

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组织国家和青海、陕西、甘肃、四川、西藏、宁夏、新疆、江苏、浙江、广西等地地震系统150名专家，联合开展了地震灾害抽样调查评估工作。反应敏锐，行动迅速，令人欣慰。

毫无疑问，不管从中国的体制特征还是体制优势来看，“把坏事变成好事”是抗震救灾工作中最正确的思路。“在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当下，我们社会并不缺爱心，缺的是对爱心的组织和引导，在此问题上，显然大有可为”（摘自《新京报》2010年4月17日社论）。对灾后重建来说也是如此。青海玉树县具备的主客观条件有：位于高原地区、生态环境丰富、藏族集中居住、经济水平落后。那么，如何准确利用好高原生态这一特殊的环境，并通过刺激经济繁荣来实现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似乎是最符合“把坏事变成好事”的价值观。

150名专家正在集中讨论如何务实地开展灾后重建。我这个来自地震大国并观察中国若干年的普通外行，愿为玉树灾后重建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其一，此轮玉树灾后重建将是“原地”还是“异地”？无论是办公楼、学校还是普通民房，在一个地区被重建的过程中，按照原有的框架布置来建设是可行，甚至成本相对低的做法。然而，从“重建玉树”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以及建设工程本身的耐久性和长期性出发，灵活采纳“异地重建”也同样可取。这不仅是为了保证建筑的抗震度，更是为了保证那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与繁荣。重建过程必须弥补原来建设中的缺陷，为迈向更长久的发展做出努力。这样才对得起“天灾”中的遇难者。

其二，此轮玉树灾后重建将是完全由“政府”主导还是让“市场”适当参与？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玉树抗震救灾工作取得迅速处理的重要原因，无疑是中国现有的体制优势，即权力集中，组织能力强，党的网络庞大、信息、资源控制能力强等体制要素，推动了抗震救灾工作的效率和力度。日本做不到，美国做不到，欧盟做不到。

参与此轮抗震救灾的军人朋友告诉我，“我第一次感到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和效率原来这么厉害。”毫无疑问，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任何体制都有利和弊，何况体制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我只是肯定，玉树地震灾后重建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优势，即有效应用“政府主导”加“市场运作”的模式进行建设。党和政府统筹各有关部门的人士，成立针对接下来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青海玉树灾后重建组织委员会”，从筹划到建设，评估到再建设，务必长期关心这一有待实现“和谐发展”的西部高原地区。关键在于合理运用有效资源，并且向国内外的开发商、投资商提供应有的经济活动空间。此轮玉树灾后重建，我坚信，有效利用“市场原理”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正确发挥“政府主导”的现实性。

其三，此轮玉树灾后重建将是传统而简单意义上的“重建”还是面向未来、带着挑战性的“尝试”？自四川大地震以来再次听到“重建”一词，我表现出一种好奇心。众所周知，发生大地震的青海玉树位于中国西部地区，不得不说，是相对落后的地方，大部分都属于农村。不管地震发生还是不发生，欠发达地区的任务本身就是“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自然灾害已发生，许多现有的经济基础、生态基础、文化基础遭到破坏。抱怨自然是错误的，自然给人类赋予了已经太多，太多，太多…

能否从崭新的角度去探讨一下，如何把那块地方建设得比地震发生之前的状态更健全、更合理、更人道。我的建议是，为了牢记2010年玉树大地震及其遇难者，使它产生更深刻而长远的历史意义，把那块地方建设为“中国西部农村城市化”的“试验场”、“特区”或“模块地”？崛起中的新中国正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无疑是所谓“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唯一的解决之道是逐步减少农民、农业、农村——即“城市化”。既然如此，中国有关部门能否考虑把中国长期的国家目标与近期的灾后重建有机结合起来，使得国家建设更加务实而有理性，灵活而有生产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把玉树州首府建成高原生态型商贸旅游城市、三江源地区的中心城市和青藏高原城乡一体发展的先行地区”是个极好的思路，提出了具体的建设渠道，值得赞扬，有待观察，拭目以待。

此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0年4月23日。此文发表后，我尤其从来自西方的中国民族问题观察者、西藏问题专家、佛教徒收到尖锐的批判性意见：“加藤，你的文章严重缺乏‘民族’的视角，就是对于‘藏族’在那块地方的生存环境严重缺乏关怀”。我完全承认也接受读者朋友们的批评，的确，玉树地震后的灾后重建不能光从“城市化”、“把环视变成好事”等实用主义的角度去加以探讨，必须把目光投射给那里的弱势群体，我将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进行进一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