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一句话:“民主是最坏的政治，除了人类曾经尝试过的、民主以外的体制。”

这句格言，我相信，至今依然有穿梭人类历史的生命力。

20多年前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走向低迷，似乎有意或无意中，与资本主义“挂钩”的民主主义占了上风。何况，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从民主走向独裁。迄今为止，理性追求进步的人类，毫无动摇地从独裁走向民主。

弗兰西斯・福山撰写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倡导的无疑是民主主义的胜利。那一刻，世界公民基本相信，对世界政治发展来说，民主主义已经成为定局，再也不会出现挑战民主的敌人。西方战略家们则主张“民主和平论”，他们深信“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因此，“推广民主等于创造和平”。

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前一阵做了一期封面报道“The Rise of State Capitalism - The Emerging World’s New Model(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新兴世界的新模式)”。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也认真讨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其生命力以及其可持续性。其背景显而易见。国家资本主义“崛起”背后的现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不稳定与经济不景气。西方文明没有像福山曾经断定的那样，顺理成章地成为人类社会上唯一正确的答案。

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加剧了美国金融危机后陷入的困境。后来，希腊债务危机牵出的欧洲财政危机，让世界公民重新思考“什么是最好的，至少是没那么坏的政治体制或发展模式？”

2012年不仅是围绕选举或换届意义上的“大年”，在我看来，更为意味深长的是，2012年会不会成为各国政府、企业家、媒体人、学者、青年才俊等在跨国、跨界、跨体制、跨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展开合作对话，携手找到抑或靠近新的、有说服力的体制或模式的一年。显然，它是没有明确指标的，因此，需要由我们主动去推动，或扶持。

西方民主主义正在“下跌”是肯定的。理由是，在当前危机形势下，它不仅没有担保发达国家本身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还为世界政治经济“添麻烦”，甚至不得不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请求援助。例如，欧洲就向中国求援。

国家资本主义正在“上升”也是肯定的。理由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俄罗斯、阿拉伯中东世界等国家和地区正在发挥“体制优势”，依靠“战略产业”，政府与市场，官方与民间，中央与地方“携手”实现高速增长，提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西方世界表现得实在太差。

有趣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否会替代西方民主主义，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甚至价值观呢？不管是在西方还是来自新兴国家，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不可持续，因为它过于依赖国有企业与战略行业，忽略民间、中小企业，甚至公民政治自由、人权，从长远角度看，是站不住脚的。短期的经济高速增长难以保证长期的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才能保证经济长期稳重发展，避免使国民经济生活陷入崩溃边缘的大危机。

在我看来，当前西方民主主义的生命力被低估了，而国家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被高估了，这极为危险。国家资本主义正在跨国界与地区快速地蔓延。对此，西方战略家们强烈批评，主张“国家资本主义是独裁式的开发模式”。然而，他们的声音显然缺乏说服力。因为，当今西方民主主义的表现明显比国家资本主义差，现状是前者向后者求援。那么，前者凭什么从价值观或意识形态角度批评后者的体制与模式呢？围绕主义或体制的争论开始陷入结构困境。

2011年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事件之一是“阿拉伯之春”。那些阿拉伯国家“迎来春天”的起因，首先是政治的独裁与腐败，以及它所造成的经济萧条与社会不稳定。其次是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体(Social Media)的兴起。今后，那些发生革命的阿拉伯国家能否顺利从独裁走向民主还有待观察，前景不容乐观。

随着“阿拉伯之春”快速、广泛地推进，人们开始问“Who will be the next?”意思是：“谁是下一个？”人们期望的似乎是中国。很多人认为，下一个发生“革命”的应该是靠着经典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实现高速增长的中国。不过，革命至今没有发生。去年我就主张，这一次中国恐怕不会“迎来春天”。理由有四：一，无论矛盾有多深，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二，中国社会靠的不是宗教，而是共产党；三，中国不是一人专政，而是一党专政；四，中国人太忙，忙着赚钱和生活，没时间去忙政治。

不过，据我观察，中长期来看，西方民主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都好不到哪去，难以维持发展水准，更难以成为具有说服力与生命力的核心体制。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体制或发展模式正在遭遇同样一个敌人，即"populism" —— 统治者过于迎合民意，我称之为“迎合主义”。

似乎站在西方民主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之中间的日本，恐怕是其典型。

前几天，我在东京参加了一个内部会议，与著名战略思想家们一起讨论“日本凭什么不行？”他们认为“政治家迎合大众，专家学者、官僚机构、传统媒体等在大众面前丧失公信力和权威性，从而无法给出理性的、长期战略性的政策。这是最大的困境。问题是为什么？”

我举手说：“一个深刻的背景，就是社交媒体的崛起，社交媒体的崛起是史无前例的。它给了原来沉默的大多数国民说话和表演的平台。他们的发言力量是不能忽视的。对民主社会来说，那些崭新的说话者对政客来说是选民。政客们为了确保统治者位置，毫不犹豫地去迎合那些正在站起来说话的被统治者，哪怕选民们的主张是错误的，或者幼稚的。”

过去，在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民主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各自所拥有的权力与信息是不对称的，前者拥有的显然比后者大很多。在不对称的前提下，政治家能够保证精英政治，在密室里，依靠聪明、优秀的技术官僚确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而报道这些政策的也是由社会精英组成的媒体集团。选民们很难了解决策过程，即使知道，也没有发言或反驳的渠道，顶多组织一次性的抗议活动。

如今情况已有不同，被统治者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在西方民主社会，公民们通过社交媒体24小时监督政府，抗议权力，不允许政治家的无能与失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民也开始拥有类似的权利。阿拉伯社会就不用说了，革命已经发生了。

在俄罗斯，老百姓也强烈抗议试图当下一任总统的普京在选举过程中的不公正行为。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公民们也通过国产Twitter——微博，去监督政府的权力，批评政府对权力的滥用，虽然这个监督批评的过程本身还是被政府监督的。

这两年，我在中国社会也亲眼目睹了统治者迎合被统治者的局面。最近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相对滞后，不仅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权力斗争有关，还与统治者的迎合主义有关。它是新的政治结构，我把它叫做“新迎合主义（Neo-Populism）”，与传统意义上的，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信息极为不对称的前提下展开的民主政治时代有所不同。

那些来自草根、大众的声音和立场不一定是正确、客观的，而往往趋于主观、极端以及感性。问题是，当拥有决策权的政治家们有意无意地去迎合大众，不管是在西方民主社会还是国家资本社会，都是极为危险，和不确定的。

当今世界政治似乎已经变成了由大众所操作、决定的产物。发源自西方的社交媒体显然起到了核心的推动作用。而那些社交媒体的发明者和使用者基本都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政治正在年轻化。

能够抗衡新迎合主义的恐怕只有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不走投机主义的，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和时代使命感的专业集团跨越国界和价值观，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向统治者（政治家）和被统治者（选民或大众）分别或同时传达理性的、符合未来发展方向和人类道义的见解。只有如此，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才能避免陷入新迎合主义的悲剧，国家资本主义才能避免失控和膨胀，民主才不会终结。

本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2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