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各地发生的“反日游行”，无疑是日中两国在四十年前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

记得2005年4月9日，我在北大读本科的时候，也曾亲眼目睹一次反日游行。那天早晨八点半，我来到位于中关村的海龙大厦。不一会儿，在组织者的带领下，高举“反对日本篡改历史”、“钓鱼岛是中国的”横幅的抗议人群就开始一起大喊抗议日本的口号。

记得当时，让20岁的我感到好奇的是，那些大喊“抵制日货“的人们却兴高采烈地用日本数码相机拍照。这样古怪的现象让我心生很多疑问，那一次也是我认真思考“中日关系问题”的开始。

这一次，我没能前往游行现场，没到现场就没什么发言权。但我每天与在华日本记者、到游行现场观察的大学生联系，尽量了解情况，也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图书馆，密切观察美国媒体是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的反日浪潮的。

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到华尔街日报，美国媒体每天都在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造成现状的背景是什么，以及美国领导人是如何调停日中冲突的。但刚刚访问了日本和中国的美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顶多也就是呼吁“两国应该冷静下来，对话解决纷争”，对于两国危机如进一步升级后的情况，则没有表明立场。美国媒体也顶多是观望（wait and see），美国民众，包括哈佛大学的学生，也几乎根本不关心这件有可能影响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事件。

这一切代表的，恐怕就是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家利益”。

此刻，我既不在游学了9年的中国，也不在出生长大的日本，而在中日两国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绕不过的美国。既然如此，我就从第三眼的视角审视一下当前的危机，试着探究一下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背景，以及接下来争执双方该做的和不该做的。

我认为，沟通不畅，是造成这次危机的第一个原因。

今年4月16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表明希望由东京都来购买尖阁诸岛（中方称钓鱼岛），这是后来迫使日本中央政府购买该岛的直接成因。基本可以断定，倘若没有石原讲话，野田佳彦也不会决定此刻购岛。

“国有化”三个字激怒了中国政府与人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无法接受，也没真正弄明白什么叫“国有化”。说“无法接受”，是因为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这一举措简直是对中国领土的公开挑战，甚至是侵略。而说“没弄明白”，是因为这其实是日本国内所走的一个程序。

日本政府的判断是，与其由东京都来购买，不如由国家来管理，把岛国有化以后，其实什么也不会做，维持现状，这样有利于该岛的和平与稳定。如果岛由东京都买下，有关人士可能会对岛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措施，而不顾日中关系大局，对一向重视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民主党政权来说，这会触碰国家利益的底线。因此，中央政府决定自己来买。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想，野田首相的“国有化”三个字，用得有些不恰当。既然购岛“为的是使得尖阁诸岛海域继续保持平稳”，其初衷是出于对日中关系、中国方面利益的重视，那么不如告诉外界：“由我们中央政府来好好面对，管理相关海域，并与中方保持紧密沟通，使得它成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这才是2008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访日时，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达成的原则性共识的核心精神。

倘若野田首相表达得更加到位、巧妙、客观，而不是简单把日本国内措辞用于外交，我想，也不会造成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政府对此其实很清楚）无法接受，也没弄明白的局面。

“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当前危机的第二个原因。

1978年8月，在日中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前夕，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邓小平与日本外相园田直会谈。那是一场两国领导人最深入探讨如何处理尖阁诸岛/钓鱼岛问题的会谈。1972年，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时，为了顺利进行建交谈判，双方有意没触碰这个问题，采取了实际上的“搁置”政策。而6年后的那一次，邓小平也沿袭了周恩来的做法，对园田外相说，“搁置吧，20年、30年......反正是日本实际控制的，先搁置再说。”

围绕尖阁诸岛/钓鱼岛，两国为了推进其他方方面面的关系，采取了搁置政策，这是事实，也是双方达成“战略默契”的结果。而就像邓小平先生34年前站在政府首脑立场提及的，该岛是由日本实际控制的，这也是事实。

打个比方。日俄之间存在纠纷的北方四岛，和日韩之间存在纠纷的竹岛/独岛，分别由俄罗斯和韩国实际控制，日本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即使俄、韩两国总统分别“登岛”，日本人民虽然表示抗议，却也无可奈何。

那么在中国，到底有多少爱国者知道尖阁诸岛/钓鱼岛是由日本来实际控制这一连中国领导人都承认的事实？倘若中国普通百姓也明白这一点，是否也会更加理性一些？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恐怕负有责任，就是始终没有把全部事实告诉给本国百姓。出于保护自己合法性的利益考虑，中国政府只是反复强调“钓鱼岛‘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从一定程度上让民族主义情绪烧得更旺，在关键时刻，当然就没有退路了。打砸抢烧的老百姓中，很多可能对当年邓小平的决策一无所知，高举的反而是毛泽东画像。没有负好说明责任的政府，对愤怒的百姓说“要理性、依法表达爱国情绪”，显然缺乏说服力。

中日综合国力十分接近，导致权力结构的变化，是造成这次危机的第三个原因。

目前日本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在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接近，东亚进入“两强”时代。基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甚至国粹主义，一国国民对对方进行进攻性的权利诉求，采取扩张性的态势，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无法避免。在历史、领土、商业、贸易、知识产权、食品安全等各种领域，两国的利益不停碰撞，矛盾不时激化在所难免。我们需要耐心。

最后，两国国内执政能力下降，是危机的第四个，也是最主要原因。

我把这次危机90%以上的原因归结于内政。虽然日本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截然不同，但两国领导层的执政水准和权力基础在下降，却是高度一致的。

在石原慎太郎做出“购岛”宣言时，野田首相为何没能说服他“别买”，而不得不以“国有化”方式才能抑制他的购岛欲望呢？如果首相的权力连地方首长都不如，又怎么搞外交呢？

在中国100多个城市发生人数上十万的反日游行，并出现打砸抢烧、自己人打自己人、义和团式的暴力场面，中国政府为什么没能好好控制局面、以威信和说服力疏导民众情绪呢？

上面四个原因，第三个是历史大趋势，不可逆转。第四个是两国内政问题，只好期待两国领导人的勇气和民间智慧。而第一、第二个原因更多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因此可以有所缓和和改进。

因此，我的建议是，两国政府都应当对国民做更通透、全面的事实交代，让民众基于事实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给外交斡旋创造空间。

一方面，始终坚持“领土问题不存在”说法的日本政府，必须向本国国民传达一个事实，即“对日本来说，领土问题不存在，但在外交上，与中国的分歧切实存在，政府正基于和平解决的精神与中方保持紧密沟通。”日本是个岛国，老百姓很内向，对国际问题不怎么关心，也不注重国际社会又是如何看待日本的。渡边淳一撰写的《钝感力》值得欣赏，在日本也成为了畅销书，但在全球化浪潮一步步深化的今天，要让日本国民明白自己在国际社会的位置，抱有全球意识，政府必须告知本国国民与中国领土争端的来龙去脉。

另一方面，始终没有把“全部事实”告诉给本国人民的中国政府，也必须向中国人民传达一个事实，即“钓鱼岛目前的确是由日本实际控制，这不可否认，但我们坚持主张钓鱼岛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政府将以和平解决的精神与日方保持紧密沟通。”

只有两国政府都能对自己的公民做出明确交代，其外交谈判才能有退路。如果毫无退路，政府能够妥协的余地就变得越来越少，各方只好强硬，强硬与强硬之间不断碰撞，甚至有可能发生武力冲突。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这段时间以来，可以说，日中双方政府与国民的各自判断，是基于不对称的信息做出的，传播是在不考虑对方体制和国情的前提下展开的。假如两国之间的沟通畅通一些，信息又是对称的，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即使难以根本性地避免，也可以控制为局部矛盾，而不至于爆发全面冲突。

本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2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