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第一，发展第二，公正第三，人权第四。

对于胡锦涛执政的十年，与其一起度过时光，走过空间的我，是这样总结的。我始终认为，当代中国长远、健康、正常的发展必须由以上四个要素支撑，并让它们有机地、平衡地、协调地渗透到社会上每一个角落中、每一个层面里、每一个人身上。

过去十年对中国来说足够地特殊，形容它的说法则可以很多样：“国家大事密集期”、“经济高速增长期”、“社会矛盾凸显期”、“改革陷入瓶颈期”、“机遇风险并存期”、“文化体制改革期”、“言论生态转型期”、“对外姿态鲜明期”还是“政治改革滞后期”…

这些现象混合在一起，错综复杂，决定四个要素的排列，使得稳定和发展排在前面，公正和人权排在后面。我不知道，2012—2022年，这一排序将如何调整，或被调整。应该追求调整是坚定的；应该肯定调整是需要的，应该相信调整是正确的。

作为邓小平亲自指定的“最后的一把手”，胡锦涛在其任期内始终贯彻“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的哲学思想。至于公正、人权这两快与公民社会、普世价值紧密相连的课题，他则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抉择。

总之，胡锦涛是邓小平之子。中国人民从胡锦涛执政获得的果实不该被低估或冷视。邓小平则深受当代各国领导人，以及社会之仰慕与尊敬。

这一事实总有一天成为历史，并被其证明。

十年前，胡锦涛领导的体制诞生之际，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似乎也走出了1989年春夏之交时在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所蒙上的阴影，使得面对国内外双向的中国共产党更加大胆地迈进改革开放的轨道。

国际情势也发生着具有转折性的变化。被意识形态笼罩的冷战体系早已崩溃，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袭击美国梦的911事件向各国政府公民显示的不局限于如何面对恐怖主义本身，各国如何超越体制与价值观之不同，携手克服气候谈判、防灾机制、全球经济、民族冲突、南北问题、传染病、贫困问题等“全球议题（Global Agendas）”，这才是21世纪初世界的核心挑战。

客观情势迫使各国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作为苏联解体后剩下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因国内建设的重大需求而务必以开放作为前提与世界各国打交道的崛起力量，折腾了好多年的中国终于找到了一条使得政治体制与经济建设分开，既不否定以前的意识形态，又不提出未来的价值观的“模糊性战略途径”。依我理解，这就是最近在国内舆论界频繁出现的“中国道路”，其内涵相当清晰，即胡锦涛在党的18大报告里强调的：“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在老路与邪路之间，中国共产党在折腾。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个领导人都强有力地主张“中国不折腾”，但在我看来，在国进民退的大趋势下，中国人民，尤其是包括向城市迁移的农民工、在城市裸婚的大学毕业生、去城市蜗居的中产阶级等无疑在折腾。人民在折腾，党怎么不折腾呢？不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吗？我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不折腾的社会不会进步。

此刻不折腾，未来很难走。

2012年，毕竟是换届年，按传统，是要平稳过渡的。但与以往几年一样，此年又是多事之年。“多事”已经变成惯性，面对现实的中国人，以及与其打交道的外国人，都要做好物质与心理的双层准备。当然，问题要辩证地去看，“危中有机”是合理战略，反正，“我们”都要往前走，无路可退。

至今仍未全面、彻底“解决”的薄熙来事件则是2012多事之年的核心标志，也是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变革中的政治集中关注的象征产物。本质而言，薄熙来下台的命运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发展阶段、权力斗争等宏观格局息息相关。其他都是次要的解释。

我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北京离重庆有多远”，2012年5月22日）里这样写道：

“重庆模式”的问题点有三个：一，它把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混淆在一起，靠高压式的政治手段盲目追求GDP主义，并强调自己的制度优越性与政治合法性，这一做法本早已过时；二，它“打黑唱红”与“注重民生”过程中的透明度极低，决策过于自上而下，彻底强调“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忽略“社会”的维度，从而缺乏体系内的弹性与耐性；三，“重庆模式”的提法本身从当前中国政治游戏规则角度看恐怕成问题。在中央一把手都没谈论“中国模式”的形势下，地方一把手大大谈论，或赞扬“重庆模式”，只能说，没有读懂气气候…中国政治的“去官僚化”趋势使得薄熙来陷入孤立、孤高、孤独，他表现出的政治手腕早就不适应当前的中共官场，这与他是否是信仰文化大革命无关，也与他在十八大上要站在什么位置无关，更与他对邓小平路线的忠诚度无关。

毕竟是在十年一次的换届之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与薄熙来事件紧锣密鼓的王立军事件广泛被称为“这二十年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那么，它必然会影响中共十八大的召开框架内所产生的高层政治和利益格局，以及其召开之后所启动的国家方略和宣传口号。

十八大前夕的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称，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罢免了薄熙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薄熙来的代表资格终止。同日，新华社北京报道说，日前，薄熙来因涉嫌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依法进行中。

11月7日，十八大发言人蔡名照强调，对薄熙来问题的查处充分表明了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11月9日，十八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说明，“重庆市一季度经济曾受到薄熙来严重违纪事件影响，出现投资放缓情况，后来在中央的正确决策下，二三季度逆势向上。”11月8日，在十八大小组讨论中，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表示，“所谓的重庆模式，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重庆模式。”

经十八大，接任薄熙来，并让重庆“平安过度”的张德江进入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在第三位。张德江不在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接任他的则是1963年出生，被称为“第6代领导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薄熙来事件发生之后，围绕重庆所展开的一系列现象与安排很耐人寻味。

11月下旬，我把这一感受与一名主管经济的中央高官分享过。他对我回应说：“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薄熙来的命运向中国政治提出的只是挑战，而不是机遇。底线的保住不相等于蓝图的诞生。中国依然有着一批没有“价值观”的百姓，中国依然是没有“共识”的社会，这依然是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肯定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N个斗争使得中国的政治更不好走，迷失的则是方向。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终结。

我在上述专栏文章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薄熙来事件向中国提出的核心问题恐怕是“我们究竟走什么路？”

路线问题才是穿梭整个2012年中国社会的轴心。

我在这里说的“路线”正是由价值观、共识、蓝图这三个要素组成的，它不仅需要在党体制内能够得到官方认可，还要在民间社会内能够得到广泛认同。否则，它是空的。

说到价值观。

虽然政府最近强有力地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一看这离老百姓的生活太远，我也看不懂它究竟是什么。凡是与老百姓的生活不太相关的都不可能称为价值观。

我在《新周刊》2009年大盘点文章“从想象力到智慧”里这样写道：

中国许多百姓感到匮乏的“核心价值”不是西方意义上，令中国人感到厌烦的人权、自由、民主等“理念性价值”，而更倾向于今年流行得相当红的电视连续剧《潜伏》中的余则成（孙红雷饰）常常在嘴巴里说着的“信仰”，就是“信仰性价值”。余则成长期从事“潜伏”这一特务工作，其价值观或自我认同往往陷入迷失，所以随时说服自己说：“我有信仰，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一切，相信自己的选择”。之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尤其80后、90后等年轻人那么迷茫、浮躁、盲目，是因为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可靠的价值和信仰。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之间正在导致严重的失衡。

中国未来的价值观是什么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吗？毛泽东思想吗？儒家思想吗？三民主义吗？普世价值吗？基督教吗？还是日本的“世间样（社会至上主义）”吗？

说到共识。

有人高举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痛批西方各国不要对中国说三道四，更不要干涉内政，西方迫使中国“和平演变”是明知的阴谋；有人说中国必须适应当代国际社会发展的潮流，要尊重民主、法治、人权，若做不到，中国必然日益被孤立化、边缘化。包括这两者在内，社会上似乎始终没有达成共识。

在这里，我要强调说，政治稳定与有无共识是两个概念。例如，观察一下最近经常被中国人讽刺的，以“频繁换相”作为特征的日本政治。虽然从《朝日新闻》到《产经新闻》，从财经类杂志到大众商业化电视台，媒体天天痛骂政府，要把首相拉下来，但基本没有人试图去推翻“在象征天皇制下以三权分立作为基础的议会内阁制”的政治体制。在这一点上，左右之间，官方与民间之间早已是达成了共识的。

中国有没有此类共识？有没有基本没有人能提出不同意见或代替方案的公共产品？

说到蓝图。

看看胡锦涛十八大报告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此段话是非常宏伟，高度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目标，坦率说，离老百姓的生活太远，虽然中国政府始终强调“听党指挥”、“为人民服务”、“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但我不太认为中国广泛的老百姓平常重视这些，倾听这些，参与这些。至今靠着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之路，接下来也沿着此条路经营自己的中国政府是如何掌握改革的蓝图呢？这张蓝图应该是既不过于宏观，也不过于微观的，能够令人看到改革路径的东西。

邓小平对国内建设说过“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先把一部分人富起来”等，对对外政策说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让我们的后代解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这些似乎是符合当时时代要求的，颇有实用性与思想性的口号。就小平同志执政处于高峰的时候，这些口号明显起到“蓝图”的作用，但如今中国社会依然要靠着，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今后的路恐怕难以走下去，并导致不断搁置、轻视、放弃蓝图的局面。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里言及的一段话似乎在明示它：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这是包括已经退休却出现在十八大场面的元老在内的高层经几轮权力斗争和利益分配“折腾”出来的，也是两代领导人之间交接的最新答案。对此，我们需要加以解读。

据该报告说法，中国要走的既不是像文化大革命时期蔓延的极左道路，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主义道路，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老路与走邪路，都会触犯“底线”，从而不可取。但光是宣读胡锦涛表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难以解读其背后的内涵与意图。

外国人当然是不明白的。我在目前求学的哈佛大学校园内问了20多个本科生和研究生，“你怎么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说法？”他们的回应五花八门，“只是空话”、“没有内容”、“政治宣传而已”、“借口”、“中共在买时间而已，实际上没什么战略”、“共产主义在继续”、“中国就是这样，等于没说”、“实用主义吧”、“一党独裁”、“欺骗人民”等。但我从她们的表情中感觉到的不仅是美国人的制度或民族优越感，抑或带着叹气的讽刺，更加浓厚的立场反映在一名学社会学的大三女生的言语里：

“中国很重要啊，我们必须好好学习怎么跟中国打交道，也要好好理解它，但中国共产党总是那么封闭，不透明，我也无法知道那些经常出现在《纽约时报》的领导人是怎么来的。请问，中国人是如何把主权交给政府呢？中国未来会民主化吗？”

我来到哈佛以后，不管是与年轻人交流还是与有识之士讨论，遇到的最多问题是“中国怎么去民主化？”、“中国什么时候民主化？”、“中国人要不要民主？”之类的问题。可见，总的来说，西方人认为，中国当前的体制与日益普遍化的民主体制太不一样，过于特色，从而是有问题的，它未来的发展方向，如果还发展的话，只能是靠近自己，即民主化。

目前与中国大陆紧密推动民间交流，一起分享两岸关系趋于繁荣的台湾社会内也有着从和平对话、当事者意识、相互理解的角度出发的民主讨论。

中央研究员社会所副研究员吴介民先生在撰稿给《文明的呼唤——寻找两岸和平之路（读书共和国。2012年9月）一书的论文“中国因素与两岸公民社会对话”上主张两岸之间解开问题纠结的一个路径在于如何通过民主开放而稳当的方式处理跟大陆方面的关系（参见271页）。可见，“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不仅影响外界如何理解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体制，还影响如何与它沟通，相处，合作的层面。吴先生写道“民主的公共生活需要以‘生活化的共同感受’为前提。不同的认同主体之间，互相倾听、感受对方的历史感，进而存异求同，获致共同政治生活的基础。（参见272页）”

凭借我过去十年在中国求学的经验，针对“中国该走什么路？”，一般意义上的解释是可以尝试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体制本身体现着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其背后有着历史和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政治遗产，也有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的决心。“由共产党领导”这一基本格局不变，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上的改革，尊重历史脉络也好，参考外国经验也罢，都必将在共产党领导的框架内考虑怎么改，怎么做，怎么推。这一点似乎是毫无动摇的。

这显然是折中的产物。在当今中国“合法”的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合法”人士的言论上所能听到、看到的也基本不超过一般意义上的解释，包括我正在写的此文。

不过，我过去几年在中国生活的过程中常常与知识分子共进的饭桌上所接触到的私下声音往往趋于更加激烈、极端、情绪化，其言论生态处于两极分化。

所谓左派人士（相对而言，主张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建立与西方意义上的政治体制与价值观截然不同的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保守主义者们）痛骂所谓“邪路”，所谓右派人士（相对而言，主张中国应该尊重以西方意义上的普世价值和公民社会，建立能够实现“自己的政府由自己选举，由自己监督，由自己审判的民主法治制度的自由主义者们）痛骂所谓“老路”，两者都认为自己的说法与立场才是站得住脚的，两者之前似乎也始终缺乏以相互理解为前提的正常交流。过去几年，我在左派饭桌上基本没有听到过对右派言论的理解；我在右派饭桌上基本也没有听岛国对左派言论的理解，何况信任、尊重、或欣赏。

当然，当前中国社会能够容纳不同的派别（左右之间也有很多种，有温和的、也有极端的；有不好说的、也有来路不明的），使他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内并存，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在中国，日本人不属于外国人，而属于特殊群体）也能够参与言论生态变迁的舞台本身意味着中国的进步。

然而，我不得不承认，处于“两极分化，互不相容”的民间言论与主张“既不走老路，又不走邪路”的中央政府之间是存在着难以调停的鸿沟。我想，这一鸿沟的深层次程度似乎是前所未有的。政府理解民间为什么会这样，民间也明白政府为什么会那样。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但由于既众所周知又说不清楚的原因和背景，参与“中国走什么路”之讨论的行为体之是相互孤立的、互不干涉的、共同寂寞的。

总之，对于当前日益多样化的中国言论生态的基本特征，如果用一个词汇来描述的话，在我看来，就是“孤立”。问题是，在这样的特殊情势下，如何从体制内外、中央内外、权力内外促进“中国走什么路”的有关讨论，以及面对这一核心命题。

稳定并发展了特殊时期；压住并排除了非法声音；监督并处理了不确定性；遭遇并克服了薄熙来案；召开并成功了第十八大；化解并交接了权力关系…

折腾出来的结果果然，抑或居然是：没有答案。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没有答案的时代。2012年对它来说不是转折点，而是持续点。中国既有的体制、既存的问题、以及既成的利益有着长期持续的可能。

当然，不排除发生意外的可能；因此，做好准备是应该的；即使，环境迷惑我们，时代欺骗我们。

路在何方？经过十八代与权力交接，还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无论如何，改革事业是要往前走的。那么，对于新政权的分析绝不容忽视。

我从“领导力”、“高效率”、“正当性”三个方面对刚刚诞生的习近平政权做出回应。

领导力。

就像国内外有识之士评价说的，从他11月15日就职演说不难看出，习近平这位领导人确实有亲和力。这将带来的是透明度，如果我们能够从习近平的言语、表情、动作能够看出中国政治的特征与变迁，它会变成更加有趣，这有利于中外之间，甚至中国内部的相互理解与信任。虽然习近平究竟在党内外巩固着多大的权力基础依然是未知数，但这一点不能忽略，国家一把手在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军事、传媒等领域掌握着多切实、多可控的权力基础和关系必将决定政策的稳定性与连贯性，有利于避免改革的半途而废。

高效率。

11月15日，我们才最后了解到，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为7位，而非9位。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凭什么？怎么了？答案在哪里？我当然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谁会知道。但有一点我凭过去十年在北京观察中国政治气候的经验可以推测到，即中共高层确实认识到在陷入瓶颈的伟大改革事业面前特别地有必要提高效率，无论如何，不管有什么样的手段，都要争取，尽量提高效率，否则任何分野的改革都难以推进。11月21日，李克强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改革是我国最大红利”的新说法。在度过北京奥运、上海世博、60国庆等重大国家大事的此刻，中央高层做好改革事业的意志是更加集中而坚定的。

正当性。

英文叫“Accountability”。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或政权来说，正当性（用平庸的话来说，统治者凭什么成为统治者，被统治者凭什么成为被统治者）来自何方是决定其兴衰的，绕不过的根本性问题。

在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上，正当性来自于制度程序，“主权在民”，因为统治者是被统治者选出来的，后者把执政权委托给前者，前者则是替后者进行统治的。这是后者暂时服从前者的唯一理由。那么，如果被统治者对统治者不满意，需要逼迫他下台，或更换政权，就通过选举的方式来行使作为被统治者的基本权利。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下，正当性则来自于政绩本身，“为人民服务”，只要统治者把国家社会治理好，被统治者就无形中、无意中、无声中表示满意或服从现状。前者表现得令人满意是后者暂时服从前者的唯一理由。在此体制下，统治者不能使被统治者根本性地不满意，否则执政风险就加大，会出事儿。

那么，从当前中共的执政状况看，如何在老百姓面前保证正当性是首要目标。因为，没有了它，就什么都没有意义了。我在北京与胡温体制走过的十年中时时刻刻感觉到，这段时间中共的正当性的确来自“稳定与发展”，这也是我在本文开头列出的，该体制第一和第二重视的两大要素。

在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这三大价值体系笼罩国内舆论的情况下，老百姓去忙的事情是比较一致的，主要集中处理与积累生活资本相关的事情，就即将走进社会的大学生这一令当权者担心的群体而言，无非就是忙着找工作、找对象、找房子，即就业、婚姻、居住。倘若没有这些，她们当前急需的所谓安全感是无法保证的。为此，他们无形、无疑、无声中向统治者要求的首先是稳定与发展，而不是其他。

我在本文开头列出的另外两个，公正与人权，对老百姓来说当然重要，需要，必要，但他们整体来说也理解国家目前的发展阶段，也明白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从而主动或被动地配合环境。尽量做到短视，即做好今天的事情，以后的事情则再说，想多了也没用，不如过好现在。这一社会上的普遍氛围也促使中共继续搭便车，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即使弄不清河在何方。

然而，这一局面也逐渐地发生变化。尤其是，2012这一多事之年，在国际经济继续下滑，前景不明朗的情势下，改革开放以来明显依赖外需、外企、外资的中国经济也不得不做出战略调整。温家宝总理把十二五期间的GDP增长目标设定在7.5%，这与几年前双位增长或“保八”相比已经较明显地下调。威胁大环境稳定的社会上群体性事件也不断增加，有数据表明在今天的中国，每天发生500以上的群体性事件。原因和背景是多样的，有时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漏洞有关、有时与当地环境污染有关、有时与企业待遇有关、有时与对外关系有关，反正，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

稳定与发展这两大正当性的存在与前景至今已经受到质疑和动摇，国家领导人对此的认识也日益疼痛而清晰。那么，高层总结最近的有关动态，包括吸收薄熙来事件的教训，中共此时此刻，也利用十八大这一“持续点”大力推动的是：反腐败斗争。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国提出“反腐败问题解决不好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用“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来行动对反腐的决心，并强有力主张“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

至少我曾经是没有看到过中共领导人以如此鲜明、直接、生动的语言来表达自身对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立场的。中国媒体也在这些日子里展开中央高层“反腐新风”的大量报道，以便配合党中央的宣传需求。

“反腐”似乎成为了2012—2017年的主要政治议程。目的很清楚，在改革依然难以推进，稳定与发展这两块过去十年党正当性的核心来源也摇摆不定，就用反腐的力量和魄力来尽量提高，保证，维护党的正当性，即告诉老百姓“我们是清廉的，所以听党的话，你们相信党，不会有错的。”而主管这一重大任务的常委是王岐山这一精通经济和金融政策，过去几年在对美关系的分野也发挥积极作用的“出色外交官”。

我就不多说了，让王岐山负责这一事实本身表明反腐在未来5年的中共政治中将意味着什么，并向国内外的中国问题观察者与当事者们传达了明确的信号。

不过，反腐不可能永远保证中共政治的正当性，此刻，连未来五年反腐如何拉近政府与民间之间的“情感基础”都不确定。那么，中共中央务必考虑到下一步怎么做，它无非就是通过不断改进共产党体制本身，以便尽可能有机协调“稳定、发展、公正、人权”之间的关系，并对每一项要素的重要性进行合理的分配。为此目标，就像胡锦涛、温家宝等总理在2012年内提到若干次似的：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讲授“民主化的挑战(Challenges of Democratization)”的政治学者Pippa Norris在最新的著作《Making Democratic Governance Work——How Regimes Shape Prosperity, Welfare, and Peace（推动民主治理运作——体制是如何创造繁荣、福利、以及和平的）》（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里写道，“平行地培养自由民主体制与国家治理能力是最为有效的，实现发展的方法”（109页）。

此话暗示，对于所谓民主国家来说，如何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是个重要挑战，而对于所谓非民主国家来说，如何培养自由民主体制则是个重要挑战。这一对世界政治的发展具有普适性的解释对当前，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着可借鉴的理论基础。

哈佛大学名誉教授、《邓小平传》一书作者傅高义（Ezra. F Vogel）给《纽约时报》撰稿（Deng’s China,2012年11月10日）写道，“中国迫切需要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对邓小平来说，改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如果他还在，他会大胆地向前迈进…下一代领导人可以吸取经验的是，邓小平对风险和变革的开放态度、对排外思想的抗拒、对世界的实用主义看法，以及他对精英体制而非特权的支持。”

我很好奇中国朋友们如何看待这一来自美国资深学者对中共高层的建议。同意也好，不接受也罢，倾听第三者的声音，他山之石总是有利于当事者建立多层、立体、开放性的思维方式。我想，既然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世界级的，具有跨时空意义的话题，那中国也应该主动倾听外国人的想法，外国人也应该主动地参与中国社会的变革过程，而不要围观。

与前任胡锦涛不同，习近平不是被邓小平指定的一把手。作为“非当事者”，应该，也能够面对的是如何“客观”评价这一个人。

中国人依然在吃邓小平的饭是事实。他当年为中国未来长期的发展所做出的铺垫工作是有生命力的。不过，任何力量是有寿命的，包括历史。就像傅高义教授提出的，2012年诞生的新政权应该认真、谦卑吸取邓小平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在此过程中要主动做好两件事：哪些该吸收，哪些该抛弃。

2007—2012年显然是邓小平所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正负双面之效应集中凸显的时期。其中，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如何建立户籍制度改革、如何完善立社会保障体系、如何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如何改善中日关系等议题上，需要的不是盲目地沿着邓小平当年留下来的路线走，而是深刻认识到邓小平理论的前提下，对此不断进行评估，调整，以及改进。在此过程中，很可能成为改革最大障碍的还是意识形态。如何克服陈旧而不切实际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束缚，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而非战争时期的革命党，不为某一个特定的阶级，而为每一个中国人做好服务才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中国究竟该走什么路？

党不必急着界定该什么，不该什么。

等着，人民会给答案的。

本文为《新周刊》2012大盘点未刊出的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