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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首次发表了《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笔者2003年来华后明显感觉到,这几年互联网的普及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几乎是同行的。“白皮书”的面世意味着政府高度重视互联网所带来的“正”和“负”,令人欣慰。

“三、保障公民互联网言论自由”提及到,“高度重视互联网上反映的社情民意。互联网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了直接沟通的桥梁。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成为中国政府执政为民、改进工作的新渠道,互联网上的公众言论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没错儿,采取亲民政策的“胡温体制”前所未有地关注互联网上的言论,平时上网了解民意、民情及民生——“新三民主义”,有时也上新华网、人民网等做客,直接跟广泛的网民沟通。笔者相信,至少那一刻,通过网络的面对面交流,领导人是真诚的,网民是被感动的,为释放老百姓所积累的工作压力和生活不满这一重大的政治任务提供了绝佳平台。

这是“体制容纳个人”的正确表现。领导人直接倾听老百姓的合理诉求,反映的是领导人对“体制”的新认知。中国以往的体制一直强调集体主义,很少包含个人因素。既然忽视了个人因素,那么,政府和百姓之间实质上是不存在沟通的。因为那个时代,只有“国家”和“人民”,而现在多了一个“社会”纬度。互联网的普及和百姓个人主义的兴起正在促使领导人和政府尽快建立合理的渠道,与其进行沟通,同时让草根大中释放劳动生活上的压力和郁闷,有利于政府在变革中的转型时期维护社会稳定。

在当今国情处于特殊发展阶段的情况下,“体制”与“个人”之间能否真诚交流,相互容忍,谋求共荣,是个长期课题。看看国外的情况。西方罢工,往往都是资方吸纳了工人的要求,达成妥协,政府则把工人的要求变成体制内的一部分。勤奋的日本劳动者是沉默而温和的,但也经常引发工人对老板的不满,通过“劳动组合”这一工会来向公司提出诉求,政府则迅速介入,纠正不合理的公司行为。当然,作为体制与个人之间的桥梁,媒体的作用永远不可或缺。

最近在中国频繁发生的富士康跳楼,本田员工罢工等现实问题深刻地考验着现有体制如何“容忍”获得了意见渠道的新公民,包括网络大众主义和草根极端主义,换句话说,体制既需要原则,也需要弹性。笔者认为,盲目指责体制本身缺乏眼光,毫无意义。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向民众提供合理的表达渠道,维护合法权利天经地义。然而,个人尽量理性表达意见也属于公民义务的范畴之内。理性表达正是为了更有资格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有两个问题要必须给予答案。第一个问题是,迄今为止“体制”与“个人”之间有没有相互了解的渠道?答案肯定是“有”,民众不是没有渠道,而是有渠道表达意见。据笔者观察,现在最有效而唯一的渠道就是网络和罢工,比传统意义上政治上访或法律起诉等有力很多。

第二个问题是,网络与罢工为代表的新渠道是否是健康而理性的?答案肯定是“否”,网络也好,罢工也好,都往往被视为非理性的,更多属于单方向,从而不是真正的沟通。网络更像是自言自语,没有工会的罢工很容易陷入失控。富士康和本田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之下加薪了20—30%左右,有媒体称这两家大企业的应急举措将引起业内企业普遍加薪。不过,任何事情都必须以辩证思维去观察,笔者坚决认为,我们不应该把富士康和本田的案例简单总结为“成功案例”。被迫加薪的企业将面临的成本压力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它的出发点是极端而非理性,暴力而不健康的,因而,它不会成为普遍而可持续的“中国模式”。

当今中国体制与个人之间还不具备一个理性的沟通渠道,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此阶段性形势下,个人表达也好,诉求也好,往往趋于非理性,甚至是暴力的。对此,唯一可采取的办法是,体制应该给个人尽可能多的空间,表示尽可能的容忍。其实,具备一定的弹性对体制本身也是有好处的。中国的国情极为特殊而复杂,任何东西都只能慢慢来,但同时,也需要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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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

加藤嘉一

164篇文章 7年前更新

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本科,获2006年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 前任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精通中日英三种语言,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2003年来到中国后至今,作为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参加过的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有五十多个。作为评论员、嘉宾、作者参加过的中外媒体活动共有五十多个。 著作《产学联合之路-中日产学论坛》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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