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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出版了一本成长史叫《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描写了自己这个“伊豆的少年”走到第二故乡北京的生活经历。我度过了黑暗的少年时代,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到达了北京首都机场,从零开始在华生活。我跟大家一样,浮躁而迷茫,盲目而困惑,这既是我们在北京这一大城市“蜗居”的必要成本,也是所有年轻人务必面临的必然命运。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的高考结束,学生们开始填报志愿,或者选择出国留学。听出版社的编辑说,收到不少青年学生的热捧。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我曾于2004年至2008年之间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当过外教,教过初中生和高中生。他们的聪明才智始终让我感到惭愧,我为他们感到骄傲,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意识到:中国的未来一定取决于人才开发。如何制定合理、健康的教育体系,使人变成人才,才是决定中国崛起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2008年3月26日,人大校园内咖啡厅,我跟班上一名男生聊了一个小时。当时他读高二,他初二的时候我就开始教他日语,是我最老的学生之一。他小时候在日本待过2年左右,日语说得很标准。见面前他主动给我打电话用日文解释“加藤老师,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能否抽一个小时的时间给我?”

学生的诉求和邀请,我绝对不会拒绝。我在中国最珍惜与学生之间心连心的交流。这次跟他见面是因为他要从人大附中退学,去英国读高中,然后接着上英国的大学。我作为他的老师,必须弄清楚他做出选择的理由。

我们俩从回顾过去的故事说起。他对我说:“老师,你也成长了。”我就假装生气:“这是什么话!别跟老师这么说!”开玩笑而已,其实我一直很享受跟学生的这种平等关系,没有压力,只有友谊。感谢老天给我在异国他乡当老师,接触青年才俊们的难得机会。

他要离开“今天的中国”,而去“现在的英国”的理由,主要是他想“挑战”一下自我,面对新的环境,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这让我回想起他读初二时特别调皮,不懂事的情景。个子长得已经和我差不多———1.85米的他毫不客气地对我主张:“老师,你也明白,如果是在中国,我只要好好学习就可以了。上北大、清华没问题,也能找到合理的工作岗位。但我不觉得这是人生真正的意义所在,追求这样的生活让我缺乏动力。我不想把生活搞得这么简单,我想以其他的方式过充实的生活。”

说得充满思想,受益匪浅。我一直向学生们反复强调“独立思维,培养个性”的重要性,看来今天开始开花结果了。那次我跟学生的聊天是深聊,是一场思想的碰撞。这才是真正的师生关系。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不是所有中国师生之间都能有像我们这样的沟通。目前,中国高中生处于困惑的状态。学生承受着家长、学校、社会三方面的巨大压力,但无论如何都要前进。因为,在类似今天中国极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只有具备一定的学历,才能向上走,向前走。在他们看来,读不好高中,就读不到大学,读不到好大学,发展就很困难,很难拥有好的社会地位,也过不上幸福的生活。从现实来看,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今天中国年轻一代是受社会转型与多种文化冲击的一代。如果他们想改变社会,首先必须接受自己是“被”转折一代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另一方面,当前的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甚至小学生,在拥有一定程度的物质保障的前提下,逐步地摸索所谓“选择”,有些孩子已经深刻认识到:“机会不是单数的”,这是另外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家庭条件允许,他们可以选择出国,开拓自己的视野,探索另一条成长之路。我的学生中也有一些人有这样的想法,他们不满足于现状,而不断挑战现状。

今年高考已落幕,每年到高考的季节,我都会深思高考对中国人人生的意义和困惑。本着自己如前所述的亲历,现在得出的结论是:高考对中国孩子的成长而言一定是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反正,我们的选择不是单数的,而是多数的。没有理由回避它,只需勇气面对它。

本文刊登于《新京报》2010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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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

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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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本科,获2006年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 前任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精通中日英三种语言,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2003年来到中国后至今,作为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参加过的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有五十多个。作为评论员、嘉宾、作者参加过的中外媒体活动共有五十多个。 著作《产学联合之路-中日产学论坛》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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