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描写了我从家乡伊豆走到第二故乡北京的旅程，有过苦，有过乐。6月26日下午在王府井书店举办了首发式，人生规划大师徐小平、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少女作家蒋方舟也出席做嘉宾。除了这三位外，白岩松、胡一虎、何亮亮三位资深媒体人以及《中国不高兴》作者宋强撰文推荐我小书。如此重要的社会人士都支持“我的奋斗”，让这个来华7年的老外格外感动。

这是我第四本书，曾出版过《七日谈——来自民间的中日对话录》（合著）、《日本走向何方》（译著）和《以谁为师——一个日本80后对中日关系的观察与思考》（专著）。除了图书写作之外，我也作为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以每天一篇和两天一次的频率写文章和上电视。我在北京的生活匆匆忙忙，来华后，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还要每时每刻接电话接受记者采访，往全国各地奔跑进行田野调查。

说心里话，我不想说这些，明显是在自言自语。之所以违背自己信念这样说，是因为通过讲述自己，我要告诉读者今天中国的“言论环境”或“意见市场”正在发生深层次的变化。最大的证据则在于我如前所述的状态。

假设我这个人在中国“混”得比较成功，就只能把其原因归结于“我在合适的时刻和合适的地方，以合适的方式，在做合适的事情”。我来中国是2003年非典高峰时刻，以北京为中心，亲自目睹了2003年至2010年这一中国国家大事密集的时期。在这段变革、转型、改革期间，政府也好，人民也好，社会也好，大家对围绕中国的“变”与“不变”的关注度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我的好大哥胡一虎在其自传《我是谁》上描写：“2005年4月，北京爆发反日游行的当口我们做节目的一期节目中，我真的就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将狭隘的民族情绪带入现场和嘉宾的连线之中。在那期《凤凰全球连线》中，我连线采访了北大日本留学生会长加藤嘉一。在对话直播过程中加藤说自己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以很愉快地在北大学习（第198页）。”

这一场景正是把我带入了媒体人的境界上。一虎哥对第一次参加直播节目的我问得很尖锐：“加藤，发生游行责任在中方还是在日方？”了解中国国情和我方立场的读者不难想象，这个问题显然不好回答。我沉思了一瞬间，回答说：“既然我们把它视为外交事件，那么原因肯定来自双方，两国必须对此做好反思，寻找解决之道。但我作为日本人，希望本国某些政治家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端正态度”。

我的表达引起了许多媒体人的关注，接下来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就不多说了。那期节目上的姿态始终是我做“在华外国媒体人”的准则，除了熟悉中国话之外，你必须用当地读者观众能够接受的辩证法去表达你观点和立场，即尊重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量。即使你的中文多棒，你的观点多好，忽视了读者的眼光和态度，一切都变成所谓“废话”。

我说这些，首先意味着对自己的劝告，其次是对现状的反思。毫无疑问，今天中国的言论环境日益多样化，开放化，它需要来自第三者的声音和视角。如此多的外国人来中国，住北京，却令人可惜的是，能够认识到“第三眼”对中国言论市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坚持不懈地提高自己的能力，了解中国国情的前提下主动参与中国走出去，引进来大趋势的外国人极少。

在娱乐圈、文化圈里“混”的老外不少，但说白了，不管是电视、报纸还是网络，在中国媒体频繁、定期出现，并扮演“时政评论员”的在华老外只有我一个人。我实质上“垄断”着在华外国人的言论市场，我的竞争者只能从中国同行里寻找，但按道理，我跟中国媒体人的竞争是非对称的，立场不同，压力不同，需求不同。中国言论环境客观上迫切需要更多第三者在中国，用中文，把中国事物传达给中国人。在这个意义上，严格来说，我正在陷入的“无竞争者”状态让我感到的决不是什么快乐和骄傲，而是孤独和枯竭，更是对未来中国言论市场的担忧。

但愿更多外国人能够直接跟我竞争，共同参与中国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言论改革”。

此文为2010年7月8日刊登于《环球时报》编辑修改删减之前的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