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FT中文网的不少读者给我发邮件反馈说：“加藤，你怎么开始写政治了？我更喜欢你的软性话题的评论”。这可能是因为最近两个月我在FT中文网上的专栏文章连续谈到了新疆问题和朝鲜问题的缘故吧。接下来的两期专栏文章，我想稍微轻松一下，谈点儿“软性话题”。

7月10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以我出版了新书《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为由，做了一期题为《日版“韩寒郭敬明”》的封面报道，并把我形容为“日本韩寒”。对此，我不做任何表态，也没有任何立场。媒体有自由说话的权利。我以书面形式，非常认真地回答了老朋友、《新京报》文化部记者武云溥提出来的好问题。可惜，由于版面有限等原因，该报最后采用的文字不到我的答案的三分之一（我回答的文字也太多了，责任也在我这里）。其实，那些文字都与我作为“纯日本人”的旅程以及旅程目的地——中国社会有着密切联系。我愿意把这次答问的所有内容都公布在我在FT中文网开设的专栏《第三眼》中：

武：虽然之前我和加藤君聊过几次，也经常看到你在许多媒体上的发言，应该说对你现在的状况比较熟悉，但我对你之前的成长经历却较少了解，现在这本《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是不是就为此而写？是想让读者看到一个日本青年的奋斗史吗？

加藤：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很明确，是父亲去世。他今年3月28日去世，享年53岁。我在书的引子和后记上也提到了父亲的病状。我1月底从母亲那里知道了父亲得了胰腺癌，已经是晚期，无法挽救。随后的两个月，我在中日两国之间跑来跑去，但一点也没耽误中国这边的工作。我这本书的书稿是在春节期间完成的，写得很快，因为我是带着一种悲伤和怀念的状态来写的。本打算把写下来的文字仅为自己留下来，不给任何人看，但后来那段时间正好江苏文艺出版社的于奎潮副总编找我，要出我书，我把我内心讲给他听，他欣然同意，一下子完成了书稿。说实话，我是很不想把我的过去和内心暴露出来的，我是很内向、害羞的人。我知道许多中国读者观众对我的看法和印象是“加藤肯定是好家庭出身，很有钱，阳光灿烂”。但我很不喜欢大家这样看我，我不是“太子党”，也不是“富二代”，顶多是“农二代”。我出生于日本伊豆的农村，度过了贫穷、黑暗的少年时代。我只是想趁机把我的过去讲给中国读者，改变大家对我错误的认知。我也想通过这本书使中国读者了解日本贫穷家庭出身的孩子是怎么过日子的，他又凭什么选择来中国，在异国他乡从零开始谋生。我相信，我所经历过的真实故事对中国年轻人、家长、老师等群体的做人和做事都是有帮助的。这也是我写一位日本青年的奋斗史的原因。

武：加藤君写到自己少年时代的生活，很多坎坷磨难，一直到你选择来到陌生的北京求学，似乎都是和大多数日本青少年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为什么要这样规划自己的人生？从伊豆到北京，究竟有多远？

加藤：我做人的第一原则就是“与众不同”。我从小这么想，我们生活在客观上多样化的社会，但脆弱的人类又往往喜欢随大流或从众，这是阻碍生产力提高的根本原因。“合理分工”才是生产力的根源。那么，我本着对时代环境和对自己爱好的了解，找到合适的位置和灵魂，才是我的社会责任。而与众不同，即尽可能做你做得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这才是你做“社会人”的基本态度，否则你没有资格在这个社会混。那么，无论是我中学时期的“身兼数职”（既是学生，也是运动员、报童、模特、翻译以及与黑社会沟通的谈判人），还是我后来不打算去东京上大学的决定，其实都符合我的人生准则。至于我为什么选择北京，只能说是直觉和灵感，当然直觉和灵感是从经验中产生的。我对中国历史、思想、人物等等的学习过程、我对中华文明之神秘的崇拜之心、以及我强烈渴望实地学习第二外语等因素，也促使了我做出了去中国留学的选择。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当时我家确实没钱，好多贷款，物质上没法选择去欧美，只能去物价不高的国家。但说实话，到海外上大学，大概是我初三第一次去澳大利亚旅行时就已经确定下来的想法。循规蹈矩、顺理成章地上东京的大学，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因为那种选择太主流了，我当时还是很叛逆的“问题少年”。至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实话实说，我还在摸索中，仍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7年前离开祖国到北京，这段时间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打算找个合适的时间和地方放松下来，沉淀下来，寻找自我。

武：有趣的是，中国青年人也有一位意见领袖，或者说偶像级的作家——韩寒，他也是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脱离了常规的教育和成长轨道，而且和你一样非常关注时政问题，经常批评政府的一些可笑行为。你读过韩寒的作品吗？请谈谈对他的看法。

加藤：韩寒比我大两岁，其风格和个性让我很欣赏。虽然我跟他来自不同的国家，生长于不同的家庭环境，但同为所谓的“80后”，同为关心社会问题和国家大事的年轻人。我看过韩寒的一些作品，但更倾向于看他的博客，毕竟他对时政的观察主要写在博客上。许多人说，韩寒对政府、对公权力的批评很锋利，经常惹政府的麻烦，但在我看来恰恰相反，韩寒是今天中国共产党最欢迎的人，这一点千万不要搞错。正面临改革开放、走出去引进来的中国政府，特别需要来自外界的批评，以此证明自己是接受人民监督和批评的合格执政党。但现实是：有能力的人不想做，想做的人没能力。这样，责任便落在韩寒身上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寒“被动地”成了中国最有话语权的意见领袖，即既受大众、民间的喜爱，也受精英、官方的欢迎，这一现象，其实深刻地反映了如今中国社会或言论环境的真实状况。我的话语和表达没有韩寒锋利，因为我们两人性格不同，我很内向，所以言论表达更加温和、收敛，但我真心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两人在公共场合能够用文章和观点相互合作和竞争，因为我们都是关心国家大事的合格公民。7月6日，韩寒终于出版了《独唱团》，我由衷地对他表示祝贺，他的“破力”超出了我原来对他的预期和想象。

武：你在中国发表了很多时政评论，主要关注外交问题和社会热点事件，那你有没有因为批评言论惹过麻烦？也许有人会觉得，我们中国人还搞不清楚、甚至不敢轻易评论的事情，很多都是“特殊国情”，你作为日本人为什么有勇气来谈？

加藤：我能保持平衡。在这一点上，我跟韩寒一样，我们始终都在贯彻、表达政府需要的东西，所以有关部门不可能找我麻烦。中国的外交部、中宣部、公安部、安全部、国新办，甚至中南海，始终对我很友好，他们一直鼓励我，甚至感谢我勇敢发表观点。没关系，许多中国人为了避免丢饭碗而不方便表达的东西，就让我来说吧，我一定做好，把它表达出来，我这样做，不仅不会引起麻烦，相反会促使中国言论环境更加开放、更加透明、更加多元。还有一点，我的状态永远是运动员，那么，我深知，“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不久前一直在关注世界杯的中国球迷肯定明白这个道理：如果始终被动防守，迟早会丢分，不如勇敢进攻，不断给对方造成威胁；射门才是最好的防守，因为，正面进攻时是不可能丢分的，只需要注意对方的迅速反击即可。而我在中国的写作、表达、言论状态也是如此。

武：尽管我们知道加藤君将来未必愿意从事专业写作（你说过更喜欢从政），但是写作一定是你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在中国，你以日本人的视角来观察、发言，将来回到日本，是不是也会以“半个中国人”的立场来写作？在中国这几年的生活，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加藤：首先，我彻底反对“半个中国人”的说法。我是合格的日本公民，纯粹的日本人，没有一点中国血统，我没有做对不起祖国的事情，相信祖国也不会抛弃我。我曾经作为日本国家青年队的队员从事过中长跑，也跑过马拉松。顺便透露一下，9月19日，我接到去澳大利亚参加“悉尼国际马拉松比赛”的邀请，我正在准备中。我想说的是，马拉松、写作、从政，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都是“状态决定成败”的事业。它是漫长的过程，我始终在跑着一场名叫“人生”的马拉松比赛。我的从政生涯20年前就开始了，写作则是表达自己的核心渠道。我的自我定位，也是理想境界，是“行动派思想家”，一个有思想的人要行动，只能从政了……（未完待续）

此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0年7月21日，原标题为“我是日本的韩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