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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恶还是性善?

  ——浅析中美日政治社会的国民性

  加藤嘉一

  (一)

  我在目前的居留地-美国波士顿有一个中年阿姨的朋友。她在一家普通餐厅工作,月薪为2000美金左右,不算很富裕,却格外关心公共事务。每当在新闻中看到美国财政恶化,美联储的人事变更,对中东事务的干涉,医疗改革等信息,忠实民主党派的她都迅速又严肃进行思考,发表观点。

  我曾经问过她,“你为什么如此关心国家大事?”

  她很热情回答,“因为我是这里的公民(citizen)啊!”

  黑人的她崇拜奥巴马总统,也期望他能够实施好政策。但与此同时,一旦发现什么漏洞,就好唔客气地给予批评。她对我说,与生命一样重要的是她作为美国公民所拥有的一张票,“我以投票去改变这个国家。”

  这位女士的生存态度在美国很普遍。对于统治者,既期望,又批判,而且往往用具体的行动去参与公共事务,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张票视为神圣的公民权。

  美国的统治者,我没认识多少。不过,从电视等媒体看,政治家们通常很平庸,跟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很近,两者在什么场合相遇,双方都抱着热情与和气相互交流。其特征可以描述为“平等”。统治者没抱有多少自傲,被统治者也没抱有丝毫的自卑。因为,都是美国人,何况前者是后者发挥自己神圣的公民权去选的,前者是被选择的。

  我在美国居留已有一年又五个月,不管在什么也不发生的平常时刻,在波士顿马拉松现场发生恐怖事件的紧急时刻,还是总统中间选举的政治的季节,我所感受到的情景与氛围不得不使我认为,美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在我经历过的国家社会里面是最为健康的,即平等性。

  (二)

  我从来欣赏中国人的“性恶论”。他们不轻易相信别人,总是抱有猜疑和警惕,为的是保护自己的权益。我平时跟日本同行谈中国问题时,他们往往提到“中国人的分析怎么总倾向于阴谋论?”我的看法是,在中国,阴谋是平常化的东西,没有对错和好坏,为的是生存与自保,稍微夸张地说,人人都是阴谋者。

  在日本,媒体算是比较受欢迎的行业。一个人进一家报纸,上司首先要教新人的是“每一条情报都要从不同的信息来源交叉确认。”这种对情报的执着算是新闻工作者的特权,因为,在我看来,日本是性善论社会,人们不怀疑什么,想当然,认为自己所听到的,看到的,闻到的,都是天经地义地存在着的。

  这一特权在中国不算什么。人人都抱着格外敏感和警惕的态度去接触信息,首先去怀疑自己有没有被欺骗,有没有人在背后搞“阴谋”,想方设法确认自己所看到的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对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或损害。这种态度绝不局限于新闻工作者,包括街上闲人、大学生、中年妇女等都有的“大学问”。

  2014年1月,我在东京跟《日本边境论》作者内田树先生交流。正好谈及中国人的“性恶论”与日本人的“性善论”的问题。他评价说,前者是“健全的性恶论”,后者是“非健全的性善论”。到底哪一方公民更幸福先不去评论,我也同意内田先生的看法,从建构一个健全的制衡体系的角度看,中国社会比日本社会更“先进”。

  曾有一个中国年轻朋友对我说,“在日本,首相是公民自己选的,但人们天天痛骂首相,说什么傻X,不可思议,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在美国不会发生这种自我否定式的,毫无具备公民应有的当事者意识的舆论。我曾把这位中国年轻人的疑问跟多名日本政客和政治学者分享过,但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予有说服力的答案。

  日本国民是盲目依附于上层,即官僚体系的。人们相信,在祖国最聪明的官僚们努力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不会有误,连会不会有误都不怀疑,麻木追从。毕竟是“非健全的性善论者”嘛。但同时,毕竟经历过二战期间社会失控,对外发动战争,结果战败的惨痛,所以媒体也好,人们也好,总是不放过“上层”,就把痛骂的矛头指向统治者。那么,在日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不具备美国式的平等,不管老百姓的骂声有多大还是政客更换的频率有多高,百姓盲目服从上层提供的现有秩序与体系,上层则受益于“听话”的百姓,即两者是依附关系。

  (三)

  中国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既不像美国,也不像日本。如前所述,中国的百姓具备着“健全的性恶”,所以不会像日本百姓盲目服从上层。由于既众所周知也说不清楚的原因,也不会像美国公民以对等的身份去制衡政府。在我看来,中国的百姓整体而言既不信任政府也不指望政府,而特别独立自主,从自力更生的角度发挥自己的关系与人脉去解决问题,保护权益。

  统治者则比较复杂。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因此难免带有阶级性,首先要去代表并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哪怕牺牲其他阶级的利益。对他们来说,坚持推行以共产党统治为前提的维稳总是首要任务。但与此同时,在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和价值体系已经实现了多样化的今天,统治者的任务与被统治者的需求之间难免出现一些鸿沟与隔阂,其关系特征为各忙各的,尽量关心,即“隔阂性”。

  美国人、中国人、日本人,我把三国社会所呈现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特征粗略地概括为平等性、隔阂性、依附性。

  这是本人现阶段有着局限性的浅析,请读者见谅。

  本文刊登于《新周刊》第413期(20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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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

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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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本科,获2006年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 前任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精通中日英三种语言,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2003年来到中国后至今,作为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参加过的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有五十多个。作为评论员、嘉宾、作者参加过的中外媒体活动共有五十多个。 著作《产学联合之路-中日产学论坛》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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