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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的标题吸引了我的眼球。中国学前教育的资源稀缺和现实需求之间的鸿沟,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在北京,包括80后在内的中国朋友经常向我抱怨,送孩子入幼儿园特别困难,孩子一生下来就要报名,排队一两年才能确保孩子进到“勉强能接受”的幼儿园。公办幼儿园,尤其是好的公办幼儿园自不必说,没有特殊关系和渠道,根本不可能把孩子送入园。就算民办幼儿园,门槛也挺高,学费相当贵。前几天,我与北京的资深幼儿教育人士深聊,了解到北京民办幼儿园的月学费至少1000元,而且几乎没有上限,2000、3000、5000……入园时还需要交至少一万元赞助费。我问,“月薪加起来一万元的夫妻敢为孩子的幼儿教育付多少钱?”专家回答说,“他们迫切需要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宁愿付出一半以上的薪水。”

对于那些在大城市“蜗居”的年轻夫妻来说,贵绝不是个问题,无论多贵,都要想方设法把孩子“扔”出去。在当今中国城市生活压力和成本空前高涨的形势下,很少有夫妻能光靠男人的经济实力养活家庭,也很少有女性能够接受传统日本女性似的“家庭主妇”角色,父母灌输的传统价值观一般又不允许子女不要孩子。年轻夫妻明明知道在城市生活、养育孩子是一大困难,却无法回避这一两难的困局,剩下唯一可取的选择就是尽早把孩子“托”给幼儿园。

除了中国大城市严重缺乏学前教育资源的“量”之外,更加迫在眉睫的是其“质”。我听到过一种说法:“中国的幼儿园教小学的课程,小学教中学的课程,中学教大学的课程,大学重新学习幼儿园的东西。比如,对人讲礼貌,诚实,守信…”在我看来,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很成功的。中国的中学生知识面很广,思辨能力超强,外语运用能力令人惊讶,还具有国际视野,进入大学之前,该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基本都满足了。而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在探索中,不算成功,许多学生带着基础教育阶段的姿态面对大学生活,或过早地接触社会,比如大一就开始找实习,搜索就业信息等,不好好享受人生中唯一自由自在的青春时光。

已经开始走向社会的我的同龄人———80后正在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天天在媒体上饱受争议。不少在华日本企业的老板曾向我表述同样的困惑:“年轻员工学习能力强,迅速明白原理,但缺乏礼仪和诚信,不懂怎么对待上司和客户,心态混乱,非常功利。”

浮躁、迷茫、功利、抑郁…所谓“80后问题”,其根本原因几乎都归结于如何做人,而不在于如何做事。而做人的素质和修养只能在学前教育阶段培养。可今天中国的学前教育跟基础教育没什么两样,教师和家长都急于向孩子灌输知识,书法、外语、钢琴、数学…急功近利,觉得学东西越早越好,试图让自己的孩子提前完备所有知识面,并把它视为“成功”的唯一途径。

增加幼儿园是当务之急,但若不改变学前教育的现状,形势将进一步恶化。在这方面,中国不妨参照日本经验。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无疑受益于教育,尤其是幼儿教育。日本孩子在3—6岁几乎都在上幼儿园。老师在实践中教的无非三项:一,如何与同学相处;二,如何礼貌对待长辈;三,如何靠自己解决问题。

此文刊登于《环球时报》2010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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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

加藤嘉一

164篇文章 7年前更新

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本科,获2006年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 前任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精通中日英三种语言,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2003年来到中国后至今,作为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参加过的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有五十多个。作为评论员、嘉宾、作者参加过的中外媒体活动共有五十多个。 著作《产学联合之路-中日产学论坛》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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