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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在日本过完年,回到北京的1月4日,有一条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据《京华时报》报道,作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方,中国承诺今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然而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没有一部国家级的无烟立法,履约期间不仅全民吸烟率没有下降,二手烟受害者却在3年内增加了2亿人。中国“五年禁烟”承诺归于失败,显然已成定局。
承诺与现状之间,或形式与实际之间的鸿沟,本人毕竟在中国呆了若干年,并不奇怪,属于正常。这条新闻与我在中国的真实感觉是彻底吻合的。为了与国际社会正确接轨,逐渐习惯按照国际标准,而不是随便拿出中国特色来进行改革开放,国人应该认真思考此轮有关“控烟”方面的失败与定局。

请允许2011年继续以介绍日本的以往与例子的方式进行比较。我知道,许多读者认为拿出国外的情况来衡量中国问题不切实际,原因为“中国的情况特殊,复杂”。但请问,哪国不复杂,哪社会不存在特殊?国人不要过多把自己“另类化”,何况“比较”是相对合理的观察手段和研究方法。

近年以来,日本政府“控烟”方面的政策也采取得日益变得严格。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

首先,烟包的价格上涨,确信,这十年以来至少涨了30%。原因是征税,2010年10月1日起,针对一包,“烟草税”多征110-140日元。凭我感觉,一个烟包平均是300日元,等于价格的三分之一被政府拿走。我不知道中国的“烟草税”是多少。

其次,政府彻底限制了国民在大街,公寓,写字楼等所有公共场合抽烟。我记得,我小时候,“走路抽烟”一度变成了时髦,大家觉得那样很帅,我周围的许多高中生也模仿了它。顺便说一句,按日本法律,抽烟是只能满20岁开始。中国朋友们到日本旅游的时候有意观察一下,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任何公共场所都设置了“吸烟区”,都是跟“外界”被隔离的,毕竟许多人不喜欢那个味道。

由于这两项政策的实施,许多日本人纷纷抱怨说,“抽烟太贵了!太不方便了!”但没有办法,你自己投票选择的政府确定的政策,不能不遵守。日本人很死板,胆子小。无论在私下里多么抱怨,痛骂政府,一旦到公共场合就变得乖乖地遵守社会规则,在周围人都在遵守的情况下,没有人赶扮演与众不同,害怕被主流抛弃,丢面子。

在日本,基本不可能发生有人因买不起而到小卖部偷烟包,动用特殊渠道,违规以低价格大量购买以及不顾政策命令在大街上偷偷抽烟等现象日本人不具备这种素质,而且惩罚等实际后果也严重。而且,在日本,不管你是大臣还是农民,只要在法律面前人人一律平等。假设一个卫生大臣在公共场合边走边聊的场景被媒体拍摄并曝光,他恐怕得下台了。

日本政府进一步控烟之后,凭感觉,在我周围至少百分之二十的人开始戒烟。我介绍下一个80后刚结婚的朋友的例子。他原来一天平均抽一包350日元的包,一个月的烟草费为1万多日元。虽然这是他月薪的三十分之一,却等于他每个月从妻子再分配过来而拿到的零花钱的五分之一,负担太重了,不得不放弃了抽烟的习惯。

抬高价格和严格罚款,把事前与事后联系起来的混合政策值得被中国有关部门考虑。当然,前提是政策要向全国各地普及,执行要有力度,不包容例外,彻底实施。倘若在这两种政策已制定并实施的情况下,依然造成目前的恶性状况,我就不知道中国执政党怎么应付了。从国民性的角度而言,中国人充满个人化的实用主义,不在乎别人或社会怎么看着你。“与我无关”这当代中国人的谋生风格恐怕成为未来控烟的最大障碍。另外,前门不开,走后门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谋生方式早就跳出官方机构,输入到每个老百姓的血液里。最后一点,中国人与日本人很不一样的一点是,在政策和现状面前,大家过于聪明,总有办法。

本文刊登于《环球时报》2011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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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

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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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本科,获2006年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 前任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精通中日英三种语言,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2003年来到中国后至今,作为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参加过的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有五十多个。作为评论员、嘉宾、作者参加过的中外媒体活动共有五十多个。 著作《产学联合之路-中日产学论坛》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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