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虽然因为尖阁诸岛/钓鱼岛纷争，一些重要的庆祝活动被迫取消，中日间种种文化、经济交流也纷纷暂停，但我们还是能观察到，两国开始通过外交渠道更积极展开对话，以期让危机“软着陆”。

昨天，我在东京与一些日本政治家、官僚讨论，从两国内政议程看，接下来日本或该打出什么牌，以及中方可能会做出的反应。我的看法是，中方目前正在等待日方的牌，中国政府也不容易，它强烈批评日本，可能受迫于国内巨大的民意压力；此刻日本应该更主动一些，提出缓解问题、解决关系的方案。我认为，中方始终没有关闭谈判的窗口。我还能感觉到，与2005年时上一轮中国国内反日浪潮时相比，日中关系、交流的“体力”其实是在巩固的。

我认为，虽然中日关系面临困难，但假如困境能够为两国带来碰撞和对话的机会，这将有利于两国公民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同时，我感觉到美国方面也在认真地观望两国如何处理这场危机，这或将影响美国未来对东亚的外交政策。

战后日本的兴衰，或许可以给中国一些参照和借鉴

日本人常常自问：“我们已经走出了失去的二十年吗？”几乎所有人都承认，答案是否定的。不仅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日本的政治生活和国民心态似乎也仍然处于迷失之中。执政的民主党面临着“频繁换相”的困境，虽然老百姓对现任首相野田佳彦相对满意，但如果马上来一场大选，也没人有信心民主党一定能赢。野田在对华关系的处理上也遭遇两种截然不同的批评，有人说他“对华太软弱了”，又有人说他“不够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与此同时，“日本稳定的社会”这一说法也越来越偏离现实。年轻人得抑郁症的越来越多；失业者、低收入者、非正式就业者在逐渐增加；心理空虚者的“无差别杀人事件”蔓延；父母虐待孩子等家庭问题在泛滥；以情绪化、极端化、草根化为特征的网络右翼在崛起......

国民心态的彷徨失落，一方面和经济增长停滞相关，另一方面，和日本人长久以来仍未解决“国家定位”有关。

日本在近现代史上经历了两次“体制转型”，分别是19世纪的明治维新和20世纪的战后改革。前者使得日本“脱亚入欧”，经济走向强盛，但军事野心的膨胀让日本走上“构建大东亚共荣圈”、“解放亚洲”的道路，二战失败让国家几近崩溃。二战后的改革，让日本走出战败，重归国际社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日美同盟的形势下实现了“战后奇迹”。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改革可以说都是“外因”和“外压”下的产物。两次改革的直接诱因，分别是美国军人佩里“黑船”逼迫日本开港（1853年），和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日本”后强迫实行的民主化。这两次改革或多或少都带上了“日本被动、缺乏自主”的色彩。这是历史留给日本人的教训。

今天的日本又已经徘徊于十字路口，需要通过“第三次改革”重新找到“国家定位”和发展方向。而基于上述历史教训，这次“21世纪版改革”，必须由日本人自己做主，从自己的价值判断出发，主动选择自己的未来。这是日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反观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迅速增长，国民认同感和自信心很强，这与日本或许不同，但对于“渐进改革”已经陷入僵局、社会矛盾激化、资源日益稀缺的中国来说，如何在坚持向国际社会开放的同时，奉行对内的自主改革，也是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

因此，在寻求“内变”这一点上，中日面临各自不同、但又有共通之处的挑战。两国应该寻求从彼此的发展路径上获取经验，避免教训。

然而，我始终抱着一种担忧：不管作为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这些年来，中国在越来越“忽略”日本的存在。在中美关系处于“战略稳定”、中国展开全方位外交的态势下，“日本经验”在中国人眼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两国之间的外交冲突更进一步加剧中国人对日本的“冷视”。

但日本和中国是甩不掉彼此的邻居，经贸方面的依存度逐年上升。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则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日中贸易在邦交正常化的40年前金额仅有11亿美元，而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统计,2011年两国贸易总额已达到3449亿美元。如今在华日本企业超过2万家，日企雇用的中国员工超过1000万。

无论是“战后奇迹”还是“失去的二十年”，对中国来说，同位于东北亚地区、同属于儒家文化的日本是一个值得参考的对象，特别是日本战后的起伏兴衰，可以给中国提供很好的借鉴。

中日民众的“心理战”，让外交议题变得更为复杂

东亚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两强”时代，即两个地区大国——中国和日本的综合国力前所未有地“靠近”。正在谋求经济大国地位的政治大国中国，和正在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经济大国日本，不可避免会走向相互竞争的局面。

“两强”格局深刻影响到两国国民的民族心理。具体来说，中日两国民众都同时抱着“自傲”和“自卑”这截然不同的心态，看待对方和看待自己。中国人知道，虽然中国经济飞跃发展，但在人均经济水平、生活质量、社会稳定、幸福指数、政治自由度上远远不如日本人；日本人知道，虽然日本还享受着相对较高的生活质量，但也很清楚，旁边那条充满不确定性的巨龙正在快速发展，赶超自己。可以说，两个民族正在打一场“心理战”。在两国国力相持不下、再度拉开距离之前，这场心理战都将持续，我估计，至少要持续10到20年。

在国民心态如此微妙和敏感之时，有时是“认知决定成败”。很多两国间一直存在的问题，可能因为两国国民变化中的心态和感受，而变得更加复杂，而国民的民意又时时刻刻影响着两国决策者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政策从何来？不从现状来，而从对现状的“认知”来。这时，两国决策者需要尽量保持沟通的畅通性与信息的对称性，避免误判、误读和误解。

比如，中国人非常担心的台湾问题。因为历史原因，日本和台湾之间有着深厚的民间往来传统，这是事实，大陆人民其实不必过于警惕。目前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民间交流也同样开始多起来，只要日方坚持尊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也可以考虑如何推进三方之间的民间交流，学术交流。例如，下个月我访问台湾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谈东亚的安全局势，出席者名单上就有台湾的、大陆的、日本的、韩国的。

再比如历史认识问题，日中双方其实都应该退进各自的底线之内。具体来说，日本首相不应再参拜靖国神社，而如日本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或许可以避免在其它历史议题上过多指责日本，以免推高民族主义情绪。

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是中日间极为实质而敏感的问题。我的建议是，让我们把任务交给两国的外交当局，两国公众则可以暂时少参与，避免“公开辩论”，依靠时间和外交协商，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前提下解决问题。这两年以来，日方领导人其实是迫切希望推进与中方的能源合作的。

无论如何，中日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前所未有，在这点上，两国社会之间需要达成思想共识。两国能够扩大、深化的合作面日益增大，关键是我们如何正视它，推动它，评估它。

本文曾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2年9月29日